哥哥在小泥山，从近七岁长到十岁多，学了很多本事。乡下孩子干啥他干啥。砍柴早就是他包了，我就不记得爸爸妈妈砍过柴。有一次，他跟着一些老乡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采木耳，好象还在野外住了一晚。小泥山盛产毛栗子，一种小号的板栗。长在一个有点扎手的毛茸茸的球里，要带护手和夹子去树上“打”。新鲜的时候，用脚踩踩，把扎手的毛踩软了，剥开里面就是一个小栗子。再去硬壳，软皮，就可以吃了。哥哥每年去打毛栗子，我大了些后，他也带我去打过。风干后的毛栗子更甜，炒熟后就更香。红薯干和毛栗子是当地老乡的营养零食。
在小泥山，我吃过真正野生的猕猴桃，只是当地人不叫它猕猴桃。出国之后，只要听见国外的人说Kiwi源自新西兰，我总要宣传一下：我在中国的山沟里，吃过野生的猕猴桃，就是Kiwi。那肯定不会是从新西兰移到中国去的。
还有一种紫黑色的，长在地上的小果子，很甜，应该就是蓝莓吧。妈妈嫌脏，也怕中毒，不让我们随便吃，但我和哥哥总是忍不住。吃完那果子后，舌头是兰紫色的。每次犯了规，还留下了罪证，回家总是有点忐忑。不过，妈妈好像从未追究，不知是没发现，还是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我们过关。幸运的是，那几年我们跟着乡下孩子满山吃，还真没出什么事。
山里的日子毕竟是太苦了。每年春节，妈妈总是不顾一切地要带我们回省城的外婆家过年。外婆家有四个舅舅，加上六个表哥表姐，又是吃，又是玩的，自然十分高兴，但我们回城的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七二年初。爸爸从他工作的工地上，直接回省城。妈妈在山上，听天气预报说是要下大雪，赶紧趁大雪封山之前，带着我们兄妹下了山。因为雪太大，所有的长途公共汽车都停开，我们被困在了山下的小旅馆里，一住就是三天。我们三个是旅馆仅有的客人。妈妈把粮票都全用光了，只好问旅馆工作的一个好心的师傅借了一些。
第四天，雪基本停了，但长途公共汽车仍然不通，妈妈便决定我们步行往前走，目标是铁路边的小城雨镇，兴许能碰上好心的司机，带我们一程。但路上积雪太多，车祸时有发生，一路就没见几辆车开过，也没人愿捎上我们。
第五天中午，我们到了一处小镇，找了个旅馆住下。管事的一男一女对我们很不热情，怪怪的。没过一会儿，那个女的对妈妈说，镇外的桥头上，有一辆货车要去雨镇。妈妈一听，就像看见救命稻草一样，赶紧让哥哥先去桥头，看见有车的话，千万请司机等等我们。妈妈用扁担，挑着两个小行李包，带着我在后面追。因为过于慌乱，包还从扁担上掉下来一次，包里的东西掉了一地。
等哥哥回头来，说桥头上啥也没见着，妈妈在路边好好地歇了口气，然后才意识到，旅馆的那个女的，可能是故意骗我们的。不知为什么，那两人不愿我们在那儿过夜。因此妈妈临时决定，我们接着走吧，走到下一个镇子去。我和哥哥，乖乖地跟着妈妈，但那段路，可真长。天都快黑了，还没到，我是又累又饿，终于哭了起来。没想到，妈妈也跟着我哭了起来。
“妈妈，不哭，不哭！”
“妹妹不哭，妈妈就不哭。”
我很快把眼泪憋了回去，我们继续前行。等终于走到时，已是晚上八点。妈妈说，那天我们从早到晚，走了二十六公里。那时，我不到七岁，哥哥不到十岁。
第六天，我们终于搭上了一辆便车，坐了十八公里，到了雨镇，可以坐火车了。但买票不难，上车难！车门前的那个挤啊！多亏一个好心的陌生叔叔，护着我们娘三个，我们才挤上了车。为了帮我们，那叔叔还和后面的人大声地吵了起来。我们上了车后，车上依然很挤。记得哥哥的书包带子断了，书包没了，他都不知道。那里面，可有我们盼了好久的油条呢。当然，书包是找回来了，还有好心人，挤出一点地方，让我坐了下来。
那些曾经一路帮过我们的人可能想不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在念着他们的好。我无法直接回报他们，特在此对所有无私帮助过老弱病残的好心人，深深地鞠一躬，愿好人一生平安。
前前后后总共花了六天，我们才到了外婆家。爸爸从他的工地，轻轻松松地，几小时火车就到了。我知道，在亲戚朋友中臭脾气出名的爸爸，为何在妈妈发脾气时，只有喘气的份。当然，妈妈从来都不是无理取闹的人；不过，更重要的恐怕是，爸爸知道，这辈子他欠妈妈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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