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unkpiano : 一万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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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一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只有13岁，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2.

但仍需纪念。因为那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和自由、热忱、理想主义等人之为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离自由、热忱、理想主义比20年前更遥远。重温那个数字，就等于一个民族重访那个可能的自己。

3.

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 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 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嗯，真稳定，一天只有246起。

哪像台湾，那么乱，每天立法院的人都在吵架，有时候还打架。我们多稳定，一天只有246起群体性事件。而且一天246起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报纸上、电视上还只有两个飘逸的大字：和谐。

一直不明白那些笑话台湾民主的人其优越感从何而来。人家把一个发霉的包子放在桌上，我们把十个发霉的包子藏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家比他们家更干净，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证毕了是吗。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

6.

扔鞋那天我去听了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走出演讲厅，看到门口两堆人，确切地说一大堆人和一小堆人。一大堆，是“热烈欢迎”的中国学生，几十个。一小堆，是前去抗议的某功人员，三五个。

几十个那堆朝气蓬勃，说说笑笑，有人高喊：“他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三五个那堆，面无表情，年龄不等，看上去像中国大街上的民工，没准还真是雇来的民工。

那天刚下过大雪，又或者还在下雪，记不清了。我猜着雪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开始泪眼朦胧，因为被那三五个人的脸和脸上的辛酸震动，因为这些或者因为迫害而流落至此或者因为贫穷而寒风中驻足的人，也可以被叫做“同胞”。

然后身后传来那一大堆人欢快的齐声口号：“祖国万岁！统一万岁！”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7.

曾经看过柴静mm做的一期《新闻调查》节目，采访的是一个河北监狱的杀夫女囚犯们。女囚们似乎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长期承受野蛮的家庭暴力，找当地干部，干部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不管，找妇联，妇联也不管，最后这些女性忍无可忍，杀了老公。

看了这个节目，我就琢磨，不是说天朝“治理能力”很高吗，“治理能力”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后来看了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就知道“治理能力”都跑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纪念对于我，不是关于过去，关于清算，关于复仇。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救赎。如果一个国家纳税人的钱不是用于帮助被欺辱的弱者，而用于雇佣打手殴打记者，它还有未来吗？它的未来是你所想要的吗？你真的仅仅因为到处插满了摩天大楼，就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吗？你真的会仅仅因为一个贵妇开宝马和拎LV，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她吗？

8.

上面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使有960万平方公里，16亿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他们可以随时定位到你，跟踪你，骚扰你。结论当然是，您是老大，别人都不是您的对手。

但，雨果说过：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让我们大声念一遍：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9.


“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追梦人》

史迷 : 心系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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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二十年了，第一次写纪念文章。不是不能为，是不想为。

二十年前的四月，刚刚从美国移民到加拿大(大概是出国学生中最早的一批)，还没来得及把家安定下来，就赶上了胡耀邦逝世，和后来的学运。天天看电视，看CNN和CBS(我喜欢 Dan Rather)，一直看到六。四。

和国内的同学没少打电话，尽管那时的电话费死贵。五一七大游行后，收到三个在部里工作的同学同天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来没这么兴奋过：百万人支持学生，中国有希望，GCD会改正错误。六四后，又收到其中一个的电话，说要托当海员的同学给我带些东西，希望我妥善保存。

以后，我天天等待着。直到一天，一个同学从温哥华港口打电话找我，才收到了所托的物品。回家打开一看，是四盒彩色幻灯片，总共146张，从五一七到那天晚上。看过后，激动不已，这是当事人留给历史的真实记录。我把它们珍藏在避光密封的铁盒里，一直到今天。

不想写东西的原因是，对学运的评价，随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渐渐地批评多于肯定，先是在国内，满满移到海外。特别是那几个学运领袖在海外表现出人本性中龌浊的一些侧面，和中国日益成为能说“不”字的强国，人们更倾向于学运不是好事，和不镇压，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的认知。好像罪恶地杀死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是不得已的行为，是为中国今天的繁荣(真是高瞻远瞩)；而绝食请愿的学生，倒是在黑手操纵下引起动乱的罪魁。

说实在的，六四后，听到李鹏和北京那个书记对学运发出的指责，我并不吃惊：他们不这样宣传，活不下去。但二十年来，这种指责越来越多地从当年的参加者口里说出，而且口径一致地质疑当时的学生，才真让我感到悲哀。

这两天，又看了一遍那些幻灯片，真可惜了那些年轻的时光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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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很多单位的领导和民众，明知说过一些批评GCD话的人，是无恶意的，是真心向党交心。当上级指标下来时，不得已定了很多人为右派；有的人甚至是在去厕所时，被大家“推举”的，因为谁也不想当面把个清白的人指责为右派。

当时大家都明白太多的右派是冤枉的；但正在运动风头上，先委屈一下，也是为党好，为国家好，为个人好。“母亲决不会冤枉自己的孩子”，感人至深。

但到了1966年的时候，当年的右派，有哪个是被冤枉的？经过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人们纷纷与被“错划”的右派划清界限，直把右派推进和地富反坏为伍的黑五类中，狠批狠斗。再到为他们平反，承认是错划，又经历了苦难的十二年！

这就是政治宣传的巨大作用，人们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良知！过去是为帝修反的包围和革命化，现在是为中国的强盛，对错和曲直，都是可以任由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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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说，我以前很认同学生运动，痛恨镇压。但了解到那几个领袖的真相后，感到恶心，也改变了对六四的看法。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我听到过不止一次，一人。

在广场上上万的学生和北京上百万的市民，工人，干部，都是为了那几个学生领袖而绝食的？而参加五一七大游行的？再问问自己，当时是怀着什么心境参加学运的。

这好像是说，我看到了汪精卫当汉。奸的丑态，就改变了我对他刺杀摄政王的尊敬，以至失去了对辛亥革命前期活动的认可。说这样话，不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可同样的逻辑，却是指责学运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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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搞政治投机，利用学生运动分裂党，有这样的指责。学生开始时，是涉及到了赵的两个儿子官倒，但同时也涉及了邓大人和王震的儿子，甚至有一个长长的父子关系对照官倒名单，几乎涵盖了中央的所有大老和新贵。

显然，矛头不是对准赵一个人的，说赵为两个儿子着急上火，去投机，是不成立的。赵当时是党的总书记，是军委的副主席。他只要不公开顶撞邓大人，他就是中国名符其实的第一把手。他用得着投机吗？就是投机，也要投太上皇所好才对！唯一能动摇他地位的，是邓对他的反感，或惹火烧身。能从小县委书记一路爬上来的他，还不懂这个？再不懂，看看前任胡耀邦就是了。赵投机，利用学生，为那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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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在5月17日的邓家御前会议上，讲过为什么要对戈尔巴乔夫当众讲邓小平是我党的最高决策人的原因，也表示如果伤害了小平同志，他道歉。这个谈话，中央文件和各类书籍都提及过。批评赵的人，不妨先想想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

邓完全可以保留总书记或主席的地位，假如中国的改革少不了他掌舵。表面上退下，却执掌着说一不二的大权，只会带来混乱和灾难。如果批评赵分裂中共，分裂实际是从这个决定开始的。

对邓大人，我自己一直是感激和尊敬的。从个人得失看，没有他的政策，我家境不会改变，我不能上大学，不能出国。从国家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是在他领导下实现的。他对中国人民是立下功的，所以他也无愧地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但他确实在毛泽东之后，又一次迫坏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又一次成为“太上皇”。(他最后认识到这个错误，自我解除了权力，停止了终身制，是值得赞扬的。)他的醒悟来的晚了些，六。四就是他和他的同事破坏中共制度的直接恶果。赵有责任，但不是起决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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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镇压，造成了中共政治改革的大退步，使和平进行社会变革和GCD的自身净化，都无法进行；使民众，尤其是官吏干部的道德观扭曲。不想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都知道，现在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腐败时期，而且还有越加严重的发展。

批评学运的人，说这是学生过早追求“民主”的结果，说中国社会还未成熟到实行民主的阶段。实在是本末倒置。学生的要求，直到戒严之前，还只是反官倒，反腐败，推动政治改革和推翻4。26社论。

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不是学生诉求的主流。

在和李鹏面对面的谈话中，学生代表的发言，全社会是看到的。所以，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共完全有可能在和平的条件下，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接受学生和人民的要求。

可惜的是，它选择了对抗。六四过后，再没有人敢过问官家腐败的事，中国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能怪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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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上，常听到的两首歌：<国际歌>和<血染的风采>。CBS采访的记者，说不能想像唱<国际歌>的青年，会反对共产党。

是的，他们真的不反GCD。同样，唱<血染风采>的青年，不会不爱这个国家。

他们不反共和国。他们被一小撮人利用了？太低估了他们的才智，也否定了他们的理想。

子弹和坦克却夺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我们还在为讨好沾满鲜血的人，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学生幼稚，会犯错误，我们谁不会？

但错误只是错误，镇压是犯罪，两者不能等同。最终会能看到希望的那一天。

胡发云 : 真爱并不如烟

(曾在网络上连载小说《如焉 》链接：http://book.qq.com/s/book/0/5/5138/index.shtml 的专业作家。 武汉人，武汉市文联文学院专业作家，著有《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等著作，荣获过国内外数十项文学奖。其夫人李虹，湖北省电视剧艺术中心文学编辑。2004年12月2日，李虹因患胃癌去世。在妻子最后一段岁月中，胡发云用了三个月时间，以妻子为原型创作了《如焉》，以纪念他们30年的金石情爱，作为对妻子生命的神圣献礼。。。。。。今年1月，值《如焉》珍藏纪念版面世之际，胡发云先生亲自执笔，追忆这段旷世奇情 )

动荡岁月飞来美丽的鸽子，高墙外旷远苍凉的情话

1970年，我从湖北天门插队返回武汉，在7435工厂做了三年电焊工后，调到车间办公室当统计员。1974年的一天，车间领导对我说，电台一位女同志来电，希望你去一下，他们想播出你发表在刊物上的一首诗。

我来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第一次见到李虹：一个二十出头的清秀沉静但透着一股子傲气的女孩。在那个以简朴为最高的革命之美的年代，她的衣饰打扮显得有些出格，头上还别着一个大发卡。

坐定之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这是我在那个年代第一次见到年轻女孩抽烟。

我问她哪个学校毕业？哪一届？在哪里插队？她说：“我家在西安，初中69届，没有插队，当兵去了。”文革中的69届初中，几乎就是小学毕业，不下乡，去当兵，退伍后又能够进到电台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好事是很难轮上一般平民子弟的。

我那时正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便脱口而出：“你们这样的人来搞这一行，真是误人子弟。”我的话多少有些刻薄，以为她会生气，她却淡淡地说：“当兵也不是享福，别以为就你们吃过苦。”

十多天之后，我接到李虹的电话，让我收听她做的节目。节目比我预料的好，特别是配乐，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她竟选用了一段优美又激越的钢琴协奏曲，让我很是喜欢，也让我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误人子弟的69届初中生”。

尽管我们有这样一个唇枪舌剑的开头，她还是继续和我联系，陆续播出了我的另一些作品。我们渐渐学会了倾听和理解，互相之间为对方打开了一扇窗口。

1975年春末，她从汉口到我武昌的家来借书。坐定后，她从书包里拿出两包永光香烟和一听琥珀桃仁罐头。

聊了整整一天，我们将那两包烟抽完了，那一听琥珀桃仁罐头，成为我们午餐的下酒菜——她不光抽烟，也能喝酒。李虹告诉我，这两样嗜好，都是在部队染上的。当年她在部队当电影兵，每天一清早，将放映器材搬上卡车，带一书包冷馒头，几块咸菜和一壶凉水，一路颠簸，到了部队驻地，竖木杆，挂银幕，一连放上好几部片子，一直到深夜。然后收拾东西，赶路返回，到了单位还要倒片子，保养设备……

她说，放电影的时候，一些战士常回头看她，因为那里长年见不到女性，有的时候首长不得不大声呵斥，不准回头看。她开始像那些老兵一样，靠抽烟解乏，靠饮酒驱寒，她的身体终于熬垮了，胃部先后两次大出血。这也给多年之后突患胃癌留下了病根。

她从我这儿借走的第一本书是《肖邦评传》，她知道肖邦，她从小学过钢琴。然后是《普希金诗文选》、《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李虹则给我带来了当时只有军以上干部可以看到的一些内部书刊。我们就这样找到了我们的共同之处——对文学和音乐的喜爱。

随着我俩交流的深入，我们知道了我们俩竟来自全然对立的两个阶级。1932年，李虹的父亲在四川宣汉参加红军，后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同一时期，我父亲在汉口天主堂医院学习，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内科医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虹的父亲编入国民革命军，我父亲则以国民革命军军医身份，参加了惨烈悲壮的武汉保卫战，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救治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医生活。抗战末期，他们一个是团长，一个是中校军医。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我和李虹一出生，互相间便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一个是老红军后代，一个是旧军医子弟。

我渐渐感觉到了她对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意，但由于我的孤傲和偏见，很长时间里我还是对她礼貌而冷淡，一两年就这样时聚时散地过去了。

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有一个男友，也是一个高干子弟。她父母最近就要来武汉，与亲家办一次订婚宴，但是她明白了那并不是真爱，是自己身在异乡的孤独所致。她决心终结这种关系。我说：“我支持你，但这并不附加别的因素。”

一天晚上，她突然来到我家，一身酒气。她说她已经将婚事退掉了。刚才两家父母在军区招待所设宴会，她喝了很多酒，当着数十位军区首长和来宾，毅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说完扔下一大堆人就跑到我这儿来了。直到那时，我依然没有想到我会和她走到一起。我们的最后相爱，要感谢那一场突发的灾变。

1977年10月6日，我突然被单位以“反动言论”等罪名宣布隔离审查。中午，我在看守押解下回家去取衣物被褥，正要离家时，李虹忽然来了。我只得将实情相告，并说：“请你转告我父母亲，就说我外出一段时间，很快就能回来。”李虹答应了。我原以为很快就会把事情弄清楚，没想到一关竟是十五个月。

我被关在工厂里一个临街的小院里。关我的那间房有一扇很高的小窗，外面是一堵厚重的高墙。那时经常停电，晚上点蜡照明。我便用融软的蜡油来捏制各种小动物：天鹅、小兔、大象、梅花鹿……一个深夜，我依然在烛光下做那些可爱的小生灵。突然，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高墙外大声地呼唤我的名字：“胡——发——云！”我停下，聆听。又是一阵呼喊，苍凉，旷远，我听出是李虹的声音。于是，我走到小窗下，也对着高墙外面回应一声。我让一位“看守”出去看看，并将两只蜡制的小鹿和白天鹅带出去送给她。

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情话。此后的夜里，便常有这样的呼喊，越过高墙扑进我的小屋，也常有各种各样的漂亮蜡塑通过那些善良的看守送到她的手里。后来，我不断收到李虹送进来的各种物件：香烟、水果、点心、凤尾鱼罐头、她亲手做的肉酱、毛衣毛裤毛袜子毛手套——这是她拆了自己所有的毛线衣物给我织的。她在香烟盒里塞进了纸条，诉说着自己的思念、忧伤和愤怒。我却无法向她说出一个字。

送来的物品都要经过检查，那些小纸条终于被专案组发现了，他们告到李虹的单位，从此李虹也开始被批判、监视、停职，还通知了她在汉的亲戚和西安的父母，说她爱上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并做了很多危险的事情，专案组向她索要去了那些美丽的蜡塑……

我后来才知道她经历了一场何等煮骨焚心的熬炼。李虹去世之后，我读到了她当年那段非常时期的日记。数十万字，淋漓尽致又坦然无忌地记录着她多少大爱大恨、歌哭笑骂。如丝的缠绵，如剑的刚烈。许多页面被泪水洇湿，许多字迹因愤怒而如狂草……

我写下一首歌《鸽子，你在哪里？》诉说我对她的感念与担忧：“鸽子，我的鸽子，你在哪里？穿过茫茫云雨，我追寻你的踪迹。晨雾消散了，你在哪里游弋？风暴袭来了，你在哪里躲避？……愿你的心灵更加美丽，愿你的翅膀坚强有力，在这辽阔的世界上，你永远永远飞翔在我的心里！”这首歌后来通过一个正直的看守送到她的手里。

我正式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进一步处理。1978年11月，她来看我。她告诉我，年关将近，她妈妈终究还是心疼她，来信要她回家。为了我，她两年没有回家探亲了。她说：“你一天不自由，我就一天不回家。”我终于说服了她，不论我们以后如何，他们永远是你的父母，一定要回去看看他们。

她终于答应了，但是要在行前完成一件重要的事——结婚。她说：“这次回家，是与故土和亲人告别，以后，不管你到什么地方，我永远与你同行。”她还告诉我，那个蜡塑的小鹿她偷偷留下了，每天伴着她的思念入眠。

童话般的婚礼石破天惊，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1978年11月28日，李虹返回西安前一天，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按约定在粮道街一条古老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那天很冷。我们俩从一条小巷的两头相向走来。她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她挽着我的手，向我们婚礼的殿堂走去。在一个朋友的家，我们在门楣上拿到了留给我们的钥匙，在那间阴暗破旧的小房里，我们完成了一次神圣浪漫的婚礼——没有鲜花，没有酒宴，没有亲友，甚至也没有那个年代必不可少的那两张红纸头。我们在那个小屋里呆了差不多整整一天，那里成为我们永生难忘的伊甸园……

傍晚，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新婚夫妇，回到我的家。当我们出现在阔别了一年多的父母面前时，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晚餐后，我们去汉口探望一直对我忧心如焚的叔叔。当我们离开叔叔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也没有了轮渡。深夜里，我们从武汉关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武汉三镇，全程三十多里路，回到我武昌的家——我这才知道，从我被关押的第一天起，李虹就像一个过了门的媳妇一样住到了我家，伺候我卧病在床的母亲，慰藉我年近古稀的父亲。

我还要潜回我的囚室。在门栋里，我们吻别。我们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凶险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那天去看望我叔叔的路上，路过中华路口那家红旗照相馆，我们走进去，拍了一张结婚照。那张4寸的黑白照片上，我们甜美地微笑着……这张黑白照片后来放大了挂在我们的卧室的墙上，直至今天。照片下有一行字：“大墙后面的微笑，1978年11月28日。”

一个月后，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个荒唐的案子也随着一个荒唐的时代结束了。1979年1月6日，我被解除监禁，摘掉了那一顶荒谬的帽子。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各自向单位递交了结婚申请报告。我们双双回到她的西安娘家，岳母为我们办了隆重的婚宴和家庭舞会，还带我们去游历了乾陵、骊山和华清池。我们又到北京中央党校探望正在那儿学习的岳父。岳父抽出半天时间，带我们去游览了颐和园。两位老人就这样接受了一个“另类”的女婿。

1980年立春那天，李虹生下了我们的儿子。那只被李虹保存下来的小鹿，成为了他的名字。我们以为，天下从此清明，开始了我们充满激情的80年代。李虹重新以她特有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她创办了几档很有影响的文学栏目，率先实施编播合一。1986年，她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学成回来，立即参与了湖北楚天经济电台的创办并出任文艺部主任。

1989年初夏，她离开新闻单位，去电视剧中心做了一名普通编辑。从此，她看轻一切身外之物——地位、名声、职称，待遇……搬迁到远离闹市的郊外，我们都不坐班，像两个老农一样，朝夕相处生活在那片小天地之中。收养流浪猫狗，种些花草蔬菜，做着一些大大小小我们觉得还有一点意思的事情。

有时候，我早上醒来，发现她就坐在床边盯着我看，见我睁开眼，忍不住笑了，她说：“我怎么就这么喜欢你？我怎么就喜欢不够呀？”有时候，她也会得意又自嘲地说：“我怎么就长不大啊？都老太婆了。”我们以为，我们的日子会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一直到地老天荒。

1999年酷夏，李虹外出拍一部抗洪的片子回家，又黑又瘦，让人都认不出来。紧接着，岳父病重，她又赶往西安伺候数月，直至老人家去世。这几次劳碌，诱发了她当年的老胃病。2001年春，李虹的胃又痛了。去医院检查，已是胃癌中晚期。接下来便是手术、化疗、调养……我们听见了命运的通知：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将生活过得更加浓郁，旅游探亲弹琴唱歌读书聊天，连住院都在一起。似乎想将百年岁月，压缩到随时都会终止的日子里去。

2003年11月28日，我们的银婚纪念日。是李虹患病的第三年。那时她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当说起如何度过这个珍贵日子时，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将25年前新婚之夜那条刻骨铭心之路重走一遍。

那天晚上，我们从武汉关轮渡码头开始步行。一路景色全都变了，可是我们心中的过去依然在。我们走过江汉路，利济路，江汉桥，钟家村，走上夜色笼罩的长江大桥，我们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在万里长江之上，度过我们银婚纪念日的最后时光。回家后，我们收到了一个朋友的银婚礼物——一只缀满鲜花的大蛋糕，上面写着一句我们心底的话：“爱到永远。”

我一生中，有过三次长时间中断写作。一次是儿子出生之后，我希望将更多的时间给他，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一次是198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第三次就是她这一次患病，李虹对此一直心有不安，她多次对我说：“你应该写写东西了。”我说：“没有什么比我们两人的日子更重要。”银婚纪念日过后，我决定以她为原型，写一部长篇，献给她。那个率真、执著、不惧风险、充满人间大爱的茹嫣(网名“如焉”)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我每天写几个小时，大多在她睡下以后，很顺，很快。可散步锻炼，逛街购物，定时去医院检查取药……什么都不耽搁。

2004年3月16日完稿，刚好三个月。我写的时候，李虹插空一节一节读着，编辑校对着，像吃萝卜，我剥一截，她吃一截。完稿后她又连读数遍，改错，定标点，并说：“很喜欢，但怕是发不出去。”这部书，成为我们三十年风雨人生最后的纪念碑。

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编辑。她常常会情不自禁，笑出声来，或泪流满面。在手书时代，她最大的乐趣，就是给我抄稿。我用类似速记的方式写下一堆堆谁也认不出来的符号，她却可以将它们变成清清爽爽的誊正稿。她对我的文字有一种私情的偏爱。多年来，几乎我全部的稿子都是由她誊抄的。最多的时候，一天两夜抄了二万字。上世纪90年代初，有电脑了。她为了第一时间阅读权和抄稿权，竟让我依然用笔写，她来录入，当写的赶不上录的时候，她便用宋丹丹的唐山话揶揄说：“哼，不够吃！”2001年她生病后，我不再让她做这份苦差事了。她失落了很长时间。

果然如她所料。《如焉》发给当初约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后，编辑说很喜欢，但是，文章涉及敏感内容，不能发。

“天上等我”：以不变的苍老爱她到永远

2004年春，宁静三年之后，李虹的病兀然复发。这一次，我们切切实实地听见了命运那冷酷的敲门声。我为了护卫一个我珍爱的生命，她为了她所眷恋不舍的生活，我们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寻求种种救治之道。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找301医院、空军总医院、中国肿瘤医院那些国内顶级的医生和专家咨询、求助……可各方传来的消息都是黑色的。但是李虹从来没有自凄自艾，没有怨天尤人，她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处境哭泣过。那次去301医院，肿瘤科王主任看完我们带去的资料和光盘，说了一些极不乐观的话，又问病人现在能否下床活动？我指指李虹说：“就是她！”他非常惊异，掩饰一下说，刚才说的，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说：“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问题。”

病情复发后的大半年中，我一直都和李虹一起住院，每到一处，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包下一间病房，搬来一应物件——电饭煲、电冰箱、榨汁机、CD碟机、晾衣架、锅碗瓢勺油盐酱醋，还有四部随时可以和国内外联系的手机……让病房变成一个温馨的居室。

化疗，放疗，梗阻，腹水，疼痛，浮肿……李虹日益憔悴。好几次，她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我引用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话对她说：“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面对疾患痛苦生老病死，李虹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大气。又一次猛烈的化疗之后，她第一次脱发了，一觉醒来，枕巾上便黑乎乎一片。用手指轻轻一拈，一束头发就飘然而下。那天我外出办事，回来一看，李虹已将自己余下的大半青丝统统剃去，那天她刚好穿了一套橘黄色睡衣，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斜倚在床头为我织着一件毛衣，像一个修行多年的深山老尼。她似乎要把她永不枯竭的情意一针一线地织写进去。她让我给她拍照，说作个纪念。在她生病后留下的数千张照片中，她总在笑，温柔的，娇嗔的，调皮的……

数月来连续的静脉注射，她两只手的血管都脆了，医生在她的锁骨下做了穿刺，安了一个接头，这样每次输液只需拧上输液管就可以了。但从此就不便洗澡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皮肤都干燥了。她说，真想痛痛快快泡个澡。我四方打听，托人买来了一只浴缸大小的椭圆形塑料盆，接满水，让热气把室内的温度升高，她躺进去，酣畅淋漓地沐浴于温润的水中。我用干毛巾护住接头，一处一处轻轻给她擦洗。突然，她嘤嘤流泪了，越哭越厉害。她说：“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生病4年，我只见她流过这一次泪。

我们最后的几个月是在中南医院度过的。许多个清晨和夜晚，我们在林中散步或湖边小憩，她拉着我的手，或挽着我的胳膊，倚在我的肩头，细声说一些闲话，说一些笑话，说着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事物：清晨的小鸟和花，夜里出来遛弯撒欢的狗和鬼鬼祟祟的猫，哼唱起一首突然想到的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世间的共同生活，已经到了尾声，我们要宁静又朴素地享受这最后的每分每秒。

在医院最后的一个多月，她伤感地说：“我想回家。”我说：“今天晚上就回去。”她说：“怕爬不上七楼了。”我说：“我背你。”她笑笑说：“试试。”她趴到我背上，待我刚要站起来，她却叫了：“不行不行！”原来，她小腹那个巨大的瘤体，硌在了我背上……那一瞬间，我们都无语了。

住院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检查我都会想尽办法待在她身边，拍片、放疗、B超、CT，核磁共振——甚至从来不让男人近身的妇检……我知道，当我握着她的手，与她轻轻说着话，帮她起身或穿衣，那便是人世间最好的治疗与药物。

2004年11月28日，她去世的前4天，是我们结婚26周年纪念日。她似乎一直固执地等着这个日子。夜里，儿子下班后匆匆赶来了。我们在病房为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举杯。她从病床上爬起来，依偎在我肩头，儿子拍下了我们最后的合影。她已是极度衰竭，但那种笑容依然是纯净的，那种眼神依然是初恋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热情与爱，依然是一种青春少女的。

那天深夜，她细细地、平静地对我说了关于后事的安排：只要我和儿子送她，不要惊动任何人，不要任何仪式。带上她生孩子时，她妈妈做的婴儿鞋帽和小衣物，还有六月去北京治病时在中央电视塔上拍的一张照片——她在蓝天下，大风中，像小鸟一样展翅欲飞……我对她说：“你会活在我们共同的生活里，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朋友们的记忆中。”她说：“这些我都知道。我对自己这一生很满足，只是不舍。”

2004年12月2日7点38分，她终于走了。在挚爱亲人的围护与悲伤中走了，在眷恋和幸福中平静地走了。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一部分也伴她一起走了。我谢绝了医院派来的化妆师，亲自给她擦洗化妆，给她穿上她常穿的那套普通衣物：一件红夹克，一条深棕裤，一双运动鞋，那也是她对我最后的嘱托。我和她一起护卫了她最后的尊严和美。那大半件没有完工的毛衣，还静静放在病床边的旅行箱上。

火化之后，我把她的骨灰装在我们一起在西安买的一只典雅的黑陶坛中，我对她说：“我们回家。从现在开始，我俩以另一种不变的苍老同处。”她杳然飞升的那一刻，她一定看见了，她的身边多了一张照片：我们俩在风中依偎的合影。照片背后写着一句话：“天上等我。”

李虹去世以后，我在网上为李虹开设了题为“想爱你到老”的纪念馆，日前浏览量达11万多，留下了各种祭奠感言数千条。2009年1月，《如焉》再次面世，扉页上是我和李虹的一张特殊的合影——她躺在我面前那座来自家乡的黑陶瓶中，一束我们都很喜欢的素白姜花在我们面前静静开放……下面写着一行字：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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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转载自文学城杜马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