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泥山

真人兽了！（The End）

2009-07-03T19:41:00.010-04:00

好不容易，从家里最老的计算机里，找到两张老照片，逗大家一乐！

2009-07-05：今天加了几张用数码相机翻拍的老相片，比原来扫描的好多了。最后那张单人的，就是我乒乓比赛后，九岁生日照的。

2009-07-09：本想等大饼子看过再撤，但她老不冒泡，不等了。换上周末野餐的美景照。

2009-08-06: 为大饼子重贴。

爸爸妈妈来了！

2009-06-16T14:04:00.003-04:00

加起来155岁的爸爸妈妈昨晚平安到达，一路顺利！

耶~~~~

drunkpiano : 一万零一年

2009-06-04T09:55:00.002-04:00

Source: 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326

1.

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一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只有13岁，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2.

但仍需纪念。因为那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和自由、热忱、理想主义等人之为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离自由、热忱、理想主义比20年前更遥远。重温那个数字，就等于一个民族重访那个可能的自己。

3.

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嗯，真稳定，一天只有246起。

哪像台湾，那么乱，每天立法院的人都在吵架，有时候还打架。我们多稳定，一天只有246起群体性事件。而且一天246起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报纸上、电视上还只有两个飘逸的大字：和谐。

一直不明白那些笑话台湾民主的人其优越感从何而来。人家把一个发霉的包子放在桌上，我们把十个发霉的包子藏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家比他们家更干净，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证毕了是吗。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

6.

扔鞋那天我去听了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走出演讲厅，看到门口两堆人，确切地说一大堆人和一小堆人。一大堆，是“热烈欢迎”的中国学生，几十个。一小堆，是前去抗议的某功人员，三五个。

几十个那堆朝气蓬勃，说说笑笑，有人高喊：“他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三五个那堆，面无表情，年龄不等，看上去像中国大街上的民工，没准还真是雇来的民工。

那天刚下过大雪，又或者还在下雪，记不清了。我猜着雪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开始泪眼朦胧，因为被那三五个人的脸和脸上的辛酸震动，因为这些或者因为迫害而流落至此或者因为贫穷而寒风中驻足的人，也可以被叫做“同胞”。

然后身后传来那一大堆人欢快的齐声口号：“祖国万岁！统一万岁！”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7.

曾经看过柴静mm做的一期《新闻调查》节目，采访的是一个河北监狱的杀夫女囚犯们。女囚们似乎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长期承受野蛮的家庭暴力，找当地干部，干部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不管，找妇联，妇联也不管，最后这些女性忍无可忍，杀了老公。

看了这个节目，我就琢磨，不是说天朝“治理能力”很高吗，“治理能力”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后来看了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就知道“治理能力”都跑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纪念对于我，不是关于过去，关于清算，关于复仇。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救赎。如果一个国家纳税人的钱不是用于帮助被欺辱的弱者，而用于雇佣打手殴打记者，它还有未来吗？它的未来是你所想要的吗？你真的仅仅因为到处插满了摩天大楼，就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吗？你真的会仅仅因为一个贵妇开宝马和拎LV，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她吗？

8.

上面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使有960万平方公里，16亿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他们可以随时定位到你，跟踪你，骚扰你。结论当然是，您是老大，别人都不是您的对手。

但，雨果说过：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让我们大声念一遍：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9.

“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追梦人》

史迷 : 心系六。四

2009-06-03T10:06:00.002-04:00

Source: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teatime&MsgID=232969

六。四二十年了，第一次写纪念文章。不是不能为，是不想为。

二十年前的四月，刚刚从美国移民到加拿大(大概是出国学生中最早的一批)，还没来得及把家安定下来，就赶上了胡耀邦逝世，和后来的学运。天天看电视，看CNN和CBS(我喜欢 Dan Rather)，一直看到六。四。

和国内的同学没少打电话，尽管那时的电话费死贵。五一七大游行后，收到三个在部里工作的同学同天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来没这么兴奋过：百万人支持学生，中国有希望，GCD会改正错误。六四后，又收到其中一个的电话，说要托当海员的同学给我带些东西，希望我妥善保存。

以后，我天天等待着。直到一天，一个同学从温哥华港口打电话找我，才收到了所托的物品。回家打开一看，是四盒彩色幻灯片，总共146张，从五一七到那天晚上。看过后，激动不已，这是当事人留给历史的真实记录。我把它们珍藏在避光密封的铁盒里，一直到今天。

不想写东西的原因是，对学运的评价，随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渐渐地批评多于肯定，先是在国内，满满移到海外。特别是那几个学运领袖在海外表现出人本性中龌浊的一些侧面，和中国日益成为能说“不”字的强国，人们更倾向于学运不是好事，和不镇压，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的认知。好像罪恶地杀死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是不得已的行为，是为中国今天的繁荣(真是高瞻远瞩)；而绝食请愿的学生，倒是在黑手操纵下引起动乱的罪魁。

说实在的，六四后，听到李鹏和北京那个书记对学运发出的指责，我并不吃惊：他们不这样宣传，活不下去。但二十年来，这种指责越来越多地从当年的参加者口里说出，而且口径一致地质疑当时的学生，才真让我感到悲哀。

这两天，又看了一遍那些幻灯片，真可惜了那些年轻的时光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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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很多单位的领导和民众，明知说过一些批评GCD话的人，是无恶意的，是真心向党交心。当上级指标下来时，不得已定了很多人为右派；有的人甚至是在去厕所时，被大家“推举”的，因为谁也不想当面把个清白的人指责为右派。

当时大家都明白太多的右派是冤枉的；但正在运动风头上，先委屈一下，也是为党好，为国家好，为个人好。“母亲决不会冤枉自己的孩子”，感人至深。

但到了1966年的时候，当年的右派，有哪个是被冤枉的？经过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人们纷纷与被“错划”的右派划清界限，直把右派推进和地富反坏为伍的黑五类中，狠批狠斗。再到为他们平反，承认是错划，又经历了苦难的十二年！

这就是政治宣传的巨大作用，人们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良知！过去是为帝修反的包围和革命化，现在是为中国的强盛，对错和曲直，都是可以任由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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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朋友说，我以前很认同学生运动，痛恨镇压。但了解到那几个领袖的真相后，感到恶心，也改变了对六四的看法。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我听到过不止一次，一人。

在广场上上万的学生和北京上百万的市民，工人，干部，都是为了那几个学生领袖而绝食的？而参加五一七大游行的？再问问自己，当时是怀着什么心境参加学运的。

这好像是说，我看到了汪精卫当汉。奸的丑态，就改变了我对他刺杀摄政王的尊敬，以至失去了对辛亥革命前期活动的认可。说这样话，不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可同样的逻辑，却是指责学运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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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在搞政治投机，利用学生运动分裂党，有这样的指责。学生开始时，是涉及到了赵的两个儿子官倒，但同时也涉及了邓大人和王震的儿子，甚至有一个长长的父子关系对照官倒名单，几乎涵盖了中央的所有大老和新贵。

显然，矛头不是对准赵一个人的，说赵为两个儿子着急上火，去投机，是不成立的。赵当时是党的总书记，是军委的副主席。他只要不公开顶撞邓大人，他就是中国名符其实的第一把手。他用得着投机吗？就是投机，也要投太上皇所好才对！唯一能动摇他地位的，是邓对他的反感，或惹火烧身。能从小县委书记一路爬上来的他，还不懂这个？再不懂，看看前任胡耀邦就是了。赵投机，利用学生，为那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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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在5月17日的邓家御前会议上，讲过为什么要对戈尔巴乔夫当众讲邓小平是我党的最高决策人的原因，也表示如果伤害了小平同志，他道歉。这个谈话，中央文件和各类书籍都提及过。批评赵的人，不妨先想想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

邓完全可以保留总书记或主席的地位，假如中国的改革少不了他掌舵。表面上退下，却执掌着说一不二的大权，只会带来混乱和灾难。如果批评赵分裂中共，分裂实际是从这个决定开始的。

对邓大人，我自己一直是感激和尊敬的。从个人得失看，没有他的政策，我家境不会改变，我不能上大学，不能出国。从国家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是在他领导下实现的。他对中国人民是立下功的，所以他也无愧地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但他确实在毛泽东之后，又一次迫坏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又一次成为“太上皇”。(他最后认识到这个错误，自我解除了权力，停止了终身制，是值得赞扬的。)他的醒悟来的晚了些，六。四就是他和他的同事破坏中共制度的直接恶果。赵有责任，但不是起决定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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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镇压，造成了中共政治改革的大退步，使和平进行社会变革和GCD的自身净化，都无法进行；使民众，尤其是官吏干部的道德观扭曲。不想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都知道，现在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腐败时期，而且还有越加严重的发展。

批评学运的人，说这是学生过早追求“民主”的结果，说中国社会还未成熟到实行民主的阶段。实在是本末倒置。学生的要求，直到戒严之前，还只是反官倒，反腐败，推动政治改革和推翻4。26社论。

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不是学生诉求的主流。

在和李鹏面对面的谈话中，学生代表的发言，全社会是看到的。所以，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共完全有可能在和平的条件下，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接受学生和人民的要求。

可惜的是，它选择了对抗。六四过后，再没有人敢过问官家腐败的事，中国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能怪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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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广场上，常听到的两首歌：<国际歌>和<血染的风采>。CBS采访的记者，说不能想像唱<国际歌>的青年，会反对共产党。

是的，他们真的不反GCD。同样，唱<血染风采>的青年，不会不爱这个国家。

他们不反共和国。他们被一小撮人利用了？太低估了他们的才智，也否定了他们的理想。

子弹和坦克却夺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我们还在为讨好沾满鲜血的人，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学生幼稚，会犯错误，我们谁不会？

但错误只是错误，镇压是犯罪，两者不能等同。最终会能看到希望的那一天。

一九八九年 (旧文)

2009-06-03T09:00:00.003-04:00

2008-10-11

前些天在网上，因被冤枉而失去了二十四小时的话语权，然后又受到文革式的批斗。博客开张之后，还有ID闯进来，要枪毙我和几个持不同意见的ID。因此这些天总在想，难道文革真的会再来？
下面给大家讲讲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亲身经历的一些小事，是否能以小见大，请大家讨论。
先来看看当年包括我在内的老百姓。

那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七月中旬放假之前，教研室政治学习，要求大家讨论对学潮的看法。我当时慷慨激昂地发言，对戒严令之后依然混乱的北京我觉得难以置信，对学生和市民的行为我又表示理解，我以为政府应该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等等。正说得来劲呢，教研室组长打断我说，该休息了，二十分钟后继续。当时我觉得他有点莫明其妙，事后才意识到，他其实是在保护我。

九月份回校开学，教研室政治学习时的气氛与七月可大不相同了。组长让最年轻的一位教师念报纸，然后大家讨论。记得只有两位老党员教师发了言，说她们不愿看到文革式的混乱重演，所以理解政府的极端行动。她们说完后，剩下的十来位，一声不吭。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十来分钟，像几年那么长，然后就散会了。我估计当时全国大多数的高校教师都是这样用沉默来抗争的。附和政府的是少数，敢于直言的更是极少数。

再来谈谈基层领导。

五月十八日，我们学校的青年教师拉了一支队伍去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呼吁政府早日和学生对话。我不是组织者，参与而已。戒严令之后，我系九名上过街的教师名单被报到了校党委。据说只有我们系上报了，因为我们的总支副书记H是个十足的党棍式的人物，打报告是他的拿手好戏。在后来的所谓“平暴”运动中，他成了“英雄”。

幸运的是，H不是正书记。正书记C是个老干部。资格很老，个性耿直，好多年就一直是系里的总支书记。系教师大会上，C书记要所有参加游行的教师私下找他谈话，任何时候都行。我那天偏偏溜回了老家去了。等我返校，立刻有同事通气，我当晚就去了C书记家。他一见我，眉开眼笑，不停地说话，大意是，他知道，年轻人，热情高，爱国心切；来了就好，不用写什么检讨，不要背包袱，等等。他根本就没有让我说话的意思，我嗯了几声，就告辞了。我估计，学校是要求我们写检讨的，但他把我们九个全保下来了。

后来C书记还专门和系里的青年教师开了一个会，大谈反右和文革期间，他所见的因为“不小心说错话”的人所遭的厄运。他告诫我们，要小心说话做事，不要冲动，政治是险恶的。虽然他的话，和我所相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合拍，但我知道，他是真心爱护年轻人的。可我们国家的政治，什么时候才能不惩罚那些“不小心说错话”的人呢？

再说那位H副书记，我出国后，听说他被调到了教材科，不再有权力管理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问题”，我深为学校感到庆幸。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特此记录一下。学潮前，学校正分房子。按照原来的打分规则，教师和教工一块儿评分。够资格分房的教师大多是七七，七八级，上大学前有工龄的，他们分挺高，能分到较好的楼层和单元。学潮后，学校突然改变规则，两栋房子，教师教工各一栋，分别打分。这样一来，青年教师可吃了大亏！别提什么好的楼层和单元，有些原先有份的，都没房子了。要知道，学校的教工，大多都是老职工的后代，和学校的掌权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趁着学潮后学校乌云满天，掌权人居然玩这样的低级把戏，青年教师们表面上平静的吞下了这苦果，只是私下里抱怨说，我们又成了臭老九了。行动上，很多都忙着出国，或调动到特区去，溜之大吉。正所谓，民主国家，百姓用手投票；专制国家，百姓用脚投票。不幸中的万幸，改革开放之后，大家有了开溜的机会。

最后来评评高层领导和政策制订者。

五月二十日的戒严令中，李鹏强调了不会“秋后算帐”，他做到了吗？如果戒严令颁布之后，学生，市民全部撤离，情况会是如何？这个问题，不是我这篇小文能回答得了的。在我后来的出国申请中，“五月十八日参加游行”是政审评语中的一条，一直带到公安局，但没有人因此而为难我。

学潮后的几年里，国内的政治气氛可以说是“诡异”的，高校更是敏感。那时，教育部出台了一套新的出国政策，硕士毕业，要服务五年，如果有海外关系的，可以交钱走人。那个可笑的政策好像没实行多久，不过我正好赶上，因此而推迟了一年出国。不知这算不算“秋后算帐”。

我平时不怎么注意高层领导的讲话，只是那时申请出国，有时会翻翻报纸。记得九零年，不知是一个什么场合，李瑞环说，对介入学潮的人，除了极少数的，都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扩大打击面，揪住人不放，走向极左。不知他这些话，救了多少人。当时的我，真是特别感激他。后来看他那么潇洒地退出政坛，更加认定他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赵紫阳因学潮而下台，他的罪名是分裂党。比刘少奇的罪名要好听些，下台后的待遇更是好得多了。从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到今天的江泽民，应该看到，高层的政治斗争，已经文明多了，这，应该是进步吧。

说了这么多，再回头看看，文革会再来吗？我以为不会，因为人民不再像从前那样盲从，也不再会把领袖当作神来崇拜。今日的中国，面临全球可能的经济衰退，如果没有能力尽快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缓解贫富差别，那等待着中国的恐怕就不是文革，而是更为糟糕的“武革”了，那将是全球中华儿女的灾难。

几天前，泉水同学问我，如果政府作恶，我掉头走开，我对政府的行为是不是纵容？我说，是的。

回到八九年，有一个我头一年教过的学生，应该七月毕业，但因为学潮期间，去了北京，所以被延迟毕业。九月之后好久，我还看见他在办公室。我只是他的大课老师，他没问过问题，所以没同他说过话，但我知道他的名字，改过他的作业本。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对他的遭遇，我选择了沉默。不仅没在系领导那为他说话，也没有在他那么困难的时候，私下对他表示一点同情和安慰。这么多年来，常能想起他坐在办公室的样子，心里总有那么一丝愧疚。

学潮之后，我选择了出国，然后又放弃了中国国籍。对我祖国的人民，我心中有愧吗？我不知道。我还在思考中。

花卷乎，Bagel乎？

2009-05-30T15:58:00.004-04:00

话说阿小葛同学，做了十分诱人的葱油花卷，挑战大家去PK。

三丰子同学说：“等我学会发面，再来PK。在现有条件下，BAGEL味道也很不错的。”

我答三丰子同学道：“看着这样的花卷，居然能够说出‘bagel 味道也很不错的’话来，我真佩服你的心理定力！我真想说：‘我爱花卷啊，别了，bagel！’”

三丰子同学答我道：“借个地方，给小泥山上节面点课，哈哈。我怕她没看见我在阿葛给的回复，错过了认识我们北方面点的多样性。。。。。。

小泥山同学，从对面点的认识，可以断定你是南方人。

伊拉阿葛上海宁，发面制品的标准基本只有一个，香软。生煎馒头（明明是包子吗），花卷，等等，都是香软。配豆花，牛奶当早点吗。

我们北方人，馒头那不是早点，那是用来产生力气干活的主食，中午，晚上可能都吃馒头，这么软的面点，咋办呢。比如干面馒头，里面就很有嚼头。虽然我对面点的知识非常丰富，可以滔滔不绝上一节课，但基于可能有人怀疑，我就不说了。

总结一点，北方发面制品的标准很多，香软那是其中一个，不是唯一。所以，我很权威地说，BAGEL的确不错，很有嚼头。”

阿小饼子同学急着看热闹，说我和三丰子同学的比赛的项目是“被狗到底有嚼头没有？---关于到底有几种发面方法之研究”。我觉得阿小饼子同学跑题得厉害，嘿嘿！

仔细看了我在阿小葛家给三丰子的话，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怀疑她说“Bagel很不错”是自我安慰，阿Q精神，但那层意思比较明显，怪不得阿小丰要给我上“北方面点课”。

看来，我是犯了“以南方人之口，度北方人之胃”的错误。

我现在完全相信三丰子同学说的“bagel味道也很不错的”是肺腑之言。三丰子同学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向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她至今不会发面，就是很有力的旁证嘛！能把葱花鸡蛋面饼摊成专业水平的丰尚宫，为什么不会发面呢？那一定是没被馋虫咬疼呗！

我正在发面做馒头。不是为了PK，而是为了安抚我肚里的馋虫啊！

曾经和一个国内的朋友聊天，说写博客太花时间。我说我好久都没做馒头了。她大惊：“你要是去花时间做馒头，还不如写博客呢！”

我叹道：“你这是饱女不知饿女饥！洋人店里的面食和中国店里的冰冻面点，实在是不能和自己做的馒头相提并论啊！”

当然，包子和花卷比馒头更好，但为了挤出时间上网玩，我就用馒头凑合一下。对我来说，馒头可以勉强替代花卷，但bagel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了。

当然，三丰子同学的胃口，三丰子做主。

我家领导，虽然胃口和我差不多，但他不喜欢我成天在厨房里转悠，认为花太多时间弄吃的，不值得！他认为，中国人落后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做饭花去太多时间了。

所以我诚心诚意地说：喜欢吃bagel，是福气啊！

馒头来了：

看看里面的结构：

最后这个图是什么呢？这是在白醋里，泡了十天的鸡蛋！刚拿出来时，蛋壳软了，成了一个弹性球。现在过了几天，弹性越来越差了。这是女儿从电视里学来的一个科学实验，特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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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Bagel 是洋人店卖的发面面圈，很有嚼头，也有各种各样的口味。

离开小泥山之后（5）：又要搬家

2009-05-22T22:26:00.004-04:00

在银乡住了两年之后，公社调妈妈去田村小学。田村比银乡要小一些，既靠近公路，离公社也很近。

调动妈妈的理由是：有一个新毕业的单身的青年女教师菊，她不愿去田村，要求分配到银乡，和另一个单身的青年女教师在一起做伴。为了照顾她们，只好把妈妈挪个地方。

妈妈对这次调动的抵触情绪大极了，跑了好几次公社，上交了几份报告，公社书记最后说：“到底是组织听你的，还是你听组织的？”

银乡和田村，条件差不多。妈妈生气，主要是因为调动的原因太说不过去了。为了照顾两个年轻女教师做伴，让一个拖家带口的教师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太不尊重人了。搬家辛苦不说，我当时九岁多，马上要读五年级，而田村没有五年级。搬家就意味着我要独自走半小时，从田村到银乡来上学。哥哥已经上公社中学了，他大几岁，妈妈到是不怎么担心他。

当时爸爸已经在泥市工作，下放干部已经开始逐渐回城。妈妈一心想回省城，知道我们应该不会在乡下呆太久了，更是不愿折腾。可最后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能服从组织调动。

那是我印象中妈妈和领导最厉害的一次冲突，也是我们最悲壮的一次搬家。记得妈妈几天都不怎么吃饭，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奶奶说：“你妈给气疯了。”

爸爸的“豆腐腰”又一次受伤，他是拄着拐杖从银乡走到田村去的。哥哥已经是个小劳力，但最辛苦的肯定还是妈妈。

我们的新家安在田村唯一的楼房里，是大队部。条件倒是不错，但没有厨房。出了楼房，上一个小小的坡，有一间和村里人的房子连在一起的房间，作为我家的厨房。下雨路滑的时候，奶奶上上下下很不方便。不过从未听奶奶抱怨过。

因为住房和厨房分开，导致我不小心，干了一件大坏事。

那年的春节，我们家和邻村的几家下放干部，轮流请客吃饭。在我们家吃中饭的那天，我和几个孩子先吃完，然后我问奶奶要了楼上房子的钥匙，上楼去玩了。我和朋友们玩的高兴，钥匙的事情早忘到了九霄云外。

接下来的晚饭是在邻村的另一家吃。奶奶因为小脚走路不方便，没和我们一起去作客。当晚我和我哥没回家睡觉，爸爸妈妈回去了。第二天爸爸一来，见到我就责备道：“你怎么搞的，拿了奶奶的钥匙，没还给她，结果奶奶锁了厨房的门，又进不了楼上的房间，弄得晚饭也没吃，直到我们晚上回家才进屋。”

玩疯了心的我，吓得够呛。爸爸虽然没骂我，但他那痛心的样子，实在让我难过死了。大过年的，冰冷的天气，把奶奶关在门外七八个小时，我可真该打。

后来回家见到奶奶，她对这事提都没提。现在想来，奶奶和爸爸对我的宽容，可能更加深了我的后悔和自责。

胡发云 : 真爱并不如烟

2009-05-19T11:47:00.012-04:00

(曾在网络上连载小说《如焉》链接：http://book.qq.com/s/book/0/5/5138/index.shtml 的专业作家。武汉人，武汉市文联文学院专业作家，著有《老海失踪》、《死于合唱》、《隐匿者》等著作，荣获过国内外数十项文学奖。其夫人李虹，湖北省电视剧艺术中心文学编辑。2004年12月2日，李虹因患胃癌去世。在妻子最后一段岁月中，胡发云用了三个月时间，以妻子为原型创作了《如焉》，以纪念他们30年的金石情爱，作为对妻子生命的神圣献礼。。。。。。今年1月，值《如焉》珍藏纪念版面世之际，胡发云先生亲自执笔，追忆这段旷世奇情 )

动荡岁月飞来美丽的鸽子，高墙外旷远苍凉的情话

1970年，我从湖北天门插队返回武汉，在7435工厂做了三年电焊工后，调到车间办公室当统计员。1974年的一天，车间领导对我说，电台一位女同志来电，希望你去一下，他们想播出你发表在刊物上的一首诗。

我来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第一次见到李虹：一个二十出头的清秀沉静但透着一股子傲气的女孩。在那个以简朴为最高的革命之美的年代，她的衣饰打扮显得有些出格，头上还别着一个大发卡。

坐定之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递给我一支，自己也点上一支——这是我在那个年代第一次见到年轻女孩抽烟。

我问她哪个学校毕业？哪一届？在哪里插队？她说：“我家在西安，初中69届，没有插队，当兵去了。”文革中的69届初中，几乎就是小学毕业，不下乡，去当兵，退伍后又能够进到电台这样的单位，这样的好事是很难轮上一般平民子弟的。

我那时正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便脱口而出：“你们这样的人来搞这一行，真是误人子弟。”我的话多少有些刻薄，以为她会生气，她却淡淡地说：“当兵也不是享福，别以为就你们吃过苦。”

十多天之后，我接到李虹的电话，让我收听她做的节目。节目比我预料的好，特别是配乐，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她竟选用了一段优美又激越的钢琴协奏曲，让我很是喜欢，也让我不得不重新看待这个“误人子弟的69届初中生”。

尽管我们有这样一个唇枪舌剑的开头，她还是继续和我联系，陆续播出了我的另一些作品。我们渐渐学会了倾听和理解，互相之间为对方打开了一扇窗口。

1975年春末，她从汉口到我武昌的家来借书。坐定后，她从书包里拿出两包永光香烟和一听琥珀桃仁罐头。

聊了整整一天，我们将那两包烟抽完了，那一听琥珀桃仁罐头，成为我们午餐的下酒菜——她不光抽烟，也能喝酒。李虹告诉我，这两样嗜好，都是在部队染上的。当年她在部队当电影兵，每天一清早，将放映器材搬上卡车，带一书包冷馒头，几块咸菜和一壶凉水，一路颠簸，到了部队驻地，竖木杆，挂银幕，一连放上好几部片子，一直到深夜。然后收拾东西，赶路返回，到了单位还要倒片子，保养设备……

她说，放电影的时候，一些战士常回头看她，因为那里长年见不到女性，有的时候首长不得不大声呵斥，不准回头看。她开始像那些老兵一样，靠抽烟解乏，靠饮酒驱寒，她的身体终于熬垮了，胃部先后两次大出血。这也给多年之后突患胃癌留下了病根。

她从我这儿借走的第一本书是《肖邦评传》，她知道肖邦，她从小学过钢琴。然后是《普希金诗文选》、《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安娜·卡列尼娜》……李虹则给我带来了当时只有军以上干部可以看到的一些内部书刊。我们就这样找到了我们的共同之处——对文学和音乐的喜爱。

随着我俩交流的深入，我们知道了我们俩竟来自全然对立的两个阶级。1932年，李虹的父亲在四川宣汉参加红军，后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同一时期，我父亲在汉口天主堂医院学习，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内科医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虹的父亲编入国民革命军，我父亲则以国民革命军军医身份，参加了惨烈悲壮的武汉保卫战，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救治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医生活。抗战末期，他们一个是团长，一个是中校军医。但是到了1949年之后，我和李虹一出生，互相间便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一个是老红军后代，一个是旧军医子弟。

我渐渐感觉到了她对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意，但由于我的孤傲和偏见，很长时间里我还是对她礼貌而冷淡，一两年就这样时聚时散地过去了。

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有一个男友，也是一个高干子弟。她父母最近就要来武汉，与亲家办一次订婚宴，但是她明白了那并不是真爱，是自己身在异乡的孤独所致。她决心终结这种关系。我说：“我支持你，但这并不附加别的因素。”

一天晚上，她突然来到我家，一身酒气。她说她已经将婚事退掉了。刚才两家父母在军区招待所设宴会，她喝了很多酒，当着数十位军区首长和来宾，毅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说完扔下一大堆人就跑到我这儿来了。直到那时，我依然没有想到我会和她走到一起。我们的最后相爱，要感谢那一场突发的灾变。

1977年10月6日，我突然被单位以“反动言论”等罪名宣布隔离审查。中午，我在看守押解下回家去取衣物被褥，正要离家时，李虹忽然来了。我只得将实情相告，并说：“请你转告我父母亲，就说我外出一段时间，很快就能回来。”李虹答应了。我原以为很快就会把事情弄清楚，没想到一关竟是十五个月。

我被关在工厂里一个临街的小院里。关我的那间房有一扇很高的小窗，外面是一堵厚重的高墙。那时经常停电，晚上点蜡照明。我便用融软的蜡油来捏制各种小动物：天鹅、小兔、大象、梅花鹿……一个深夜，我依然在烛光下做那些可爱的小生灵。突然，我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高墙外大声地呼唤我的名字：“胡——发——云！”我停下，聆听。又是一阵呼喊，苍凉，旷远，我听出是李虹的声音。于是，我走到小窗下，也对着高墙外面回应一声。我让一位“看守”出去看看，并将两只蜡制的小鹿和白天鹅带出去送给她。

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情话。此后的夜里，便常有这样的呼喊，越过高墙扑进我的小屋，也常有各种各样的漂亮蜡塑通过那些善良的看守送到她的手里。后来，我不断收到李虹送进来的各种物件：香烟、水果、点心、凤尾鱼罐头、她亲手做的肉酱、毛衣毛裤毛袜子毛手套——这是她拆了自己所有的毛线衣物给我织的。她在香烟盒里塞进了纸条，诉说着自己的思念、忧伤和愤怒。我却无法向她说出一个字。

送来的物品都要经过检查，那些小纸条终于被专案组发现了，他们告到李虹的单位，从此李虹也开始被批判、监视、停职，还通知了她在汉的亲戚和西安的父母，说她爱上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并做了很多危险的事情，专案组向她索要去了那些美丽的蜡塑……

我后来才知道她经历了一场何等煮骨焚心的熬炼。李虹去世之后，我读到了她当年那段非常时期的日记。数十万字，淋漓尽致又坦然无忌地记录着她多少大爱大恨、歌哭笑骂。如丝的缠绵，如剑的刚烈。许多页面被泪水洇湿，许多字迹因愤怒而如狂草……

我写下一首歌《鸽子，你在哪里？》诉说我对她的感念与担忧：“鸽子，我的鸽子，你在哪里？穿过茫茫云雨，我追寻你的踪迹。晨雾消散了，你在哪里游弋？风暴袭来了，你在哪里躲避？……愿你的心灵更加美丽，愿你的翅膀坚强有力，在这辽阔的世界上，你永远永远飞翔在我的心里！”这首歌后来通过一个正直的看守送到她的手里。

我正式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进一步处理。1978年11月，她来看我。她告诉我，年关将近，她妈妈终究还是心疼她，来信要她回家。为了我，她两年没有回家探亲了。她说：“你一天不自由，我就一天不回家。”我终于说服了她，不论我们以后如何，他们永远是你的父母，一定要回去看看他们。

她终于答应了，但是要在行前完成一件重要的事——结婚。她说：“这次回家，是与故土和亲人告别，以后，不管你到什么地方，我永远与你同行。”她还告诉我，那个蜡塑的小鹿她偷偷留下了，每天伴着她的思念入眠。

童话般的婚礼石破天惊，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

1978年11月28日，李虹返回西安前一天，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按约定在粮道街一条古老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那天很冷。我们俩从一条小巷的两头相向走来。她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她挽着我的手，向我们婚礼的殿堂走去。在一个朋友的家，我们在门楣上拿到了留给我们的钥匙，在那间阴暗破旧的小房里，我们完成了一次神圣浪漫的婚礼——没有鲜花，没有酒宴，没有亲友，甚至也没有那个年代必不可少的那两张红纸头。我们在那个小屋里呆了差不多整整一天，那里成为我们永生难忘的伊甸园……

傍晚，我们像一对真正的新婚夫妇，回到我的家。当我们出现在阔别了一年多的父母面前时，他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晚餐后，我们去汉口探望一直对我忧心如焚的叔叔。当我们离开叔叔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也没有了轮渡。深夜里，我们从武汉关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武汉三镇，全程三十多里路，回到我武昌的家——我这才知道，从我被关押的第一天起，李虹就像一个过了门的媳妇一样住到了我家，伺候我卧病在床的母亲，慰藉我年近古稀的父亲。

我还要潜回我的囚室。在门栋里，我们吻别。我们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凶险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那天去看望我叔叔的路上，路过中华路口那家红旗照相馆，我们走进去，拍了一张结婚照。那张4寸的黑白照片上，我们甜美地微笑着……这张黑白照片后来放大了挂在我们的卧室的墙上，直至今天。照片下有一行字：“大墙后面的微笑，1978年11月28日。”

一个月后，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个荒唐的案子也随着一个荒唐的时代结束了。1979年1月6日，我被解除监禁，摘掉了那一顶荒谬的帽子。上班的第一天，我们各自向单位递交了结婚申请报告。我们双双回到她的西安娘家，岳母为我们办了隆重的婚宴和家庭舞会，还带我们去游历了乾陵、骊山和华清池。我们又到北京中央党校探望正在那儿学习的岳父。岳父抽出半天时间，带我们去游览了颐和园。两位老人就这样接受了一个“另类”的女婿。

1980年立春那天，李虹生下了我们的儿子。那只被李虹保存下来的小鹿，成为了他的名字。我们以为，天下从此清明，开始了我们充满激情的80年代。李虹重新以她特有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她创办了几档很有影响的文学栏目，率先实施编播合一。1986年，她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学成回来，立即参与了湖北楚天经济电台的创办并出任文艺部主任。

1989年初夏，她离开新闻单位，去电视剧中心做了一名普通编辑。从此，她看轻一切身外之物——地位、名声、职称，待遇……搬迁到远离闹市的郊外，我们都不坐班，像两个老农一样，朝夕相处生活在那片小天地之中。收养流浪猫狗，种些花草蔬菜，做着一些大大小小我们觉得还有一点意思的事情。

有时候，我早上醒来，发现她就坐在床边盯着我看，见我睁开眼，忍不住笑了，她说：“我怎么就这么喜欢你？我怎么就喜欢不够呀？”有时候，她也会得意又自嘲地说：“我怎么就长不大啊？都老太婆了。”我们以为，我们的日子会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一直到地老天荒。

1999年酷夏，李虹外出拍一部抗洪的片子回家，又黑又瘦，让人都认不出来。紧接着，岳父病重，她又赶往西安伺候数月，直至老人家去世。这几次劳碌，诱发了她当年的老胃病。2001年春，李虹的胃又痛了。去医院检查，已是胃癌中晚期。接下来便是手术、化疗、调养……我们听见了命运的通知：你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将生活过得更加浓郁，旅游探亲弹琴唱歌读书聊天，连住院都在一起。似乎想将百年岁月，压缩到随时都会终止的日子里去。

2003年11月28日，我们的银婚纪念日。是李虹患病的第三年。那时她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当说起如何度过这个珍贵日子时，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将25年前新婚之夜那条刻骨铭心之路重走一遍。

那天晚上，我们从武汉关轮渡码头开始步行。一路景色全都变了，可是我们心中的过去依然在。我们走过江汉路，利济路，江汉桥，钟家村，走上夜色笼罩的长江大桥，我们给儿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在万里长江之上，度过我们银婚纪念日的最后时光。回家后，我们收到了一个朋友的银婚礼物——一只缀满鲜花的大蛋糕，上面写着一句我们心底的话：“爱到永远。”

我一生中，有过三次长时间中断写作。一次是儿子出生之后，我希望将更多的时间给他，让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一次是198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第三次就是她这一次患病，李虹对此一直心有不安，她多次对我说：“你应该写写东西了。”我说：“没有什么比我们两人的日子更重要。”银婚纪念日过后，我决定以她为原型，写一部长篇，献给她。那个率真、执著、不惧风险、充满人间大爱的茹嫣(网名“如焉”)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我每天写几个小时，大多在她睡下以后，很顺，很快。可散步锻炼，逛街购物，定时去医院检查取药……什么都不耽搁。

2004年3月16日完稿，刚好三个月。我写的时候，李虹插空一节一节读着，编辑校对着，像吃萝卜，我剥一截，她吃一截。完稿后她又连读数遍，改错，定标点，并说：“很喜欢，但怕是发不出去。”这部书，成为我们三十年风雨人生最后的纪念碑。

多年来，她一直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编辑。她常常会情不自禁，笑出声来，或泪流满面。在手书时代，她最大的乐趣，就是给我抄稿。我用类似速记的方式写下一堆堆谁也认不出来的符号，她却可以将它们变成清清爽爽的誊正稿。她对我的文字有一种私情的偏爱。多年来，几乎我全部的稿子都是由她誊抄的。最多的时候，一天两夜抄了二万字。上世纪90年代初，有电脑了。她为了第一时间阅读权和抄稿权，竟让我依然用笔写，她来录入，当写的赶不上录的时候，她便用宋丹丹的唐山话揶揄说：“哼，不够吃！”2001年她生病后，我不再让她做这份苦差事了。她失落了很长时间。

果然如她所料。《如焉》发给当初约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后，编辑说很喜欢，但是，文章涉及敏感内容，不能发。

“天上等我”：以不变的苍老爱她到永远

2004年春，宁静三年之后，李虹的病兀然复发。这一次，我们切切实实地听见了命运那冷酷的敲门声。我为了护卫一个我珍爱的生命，她为了她所眷恋不舍的生活，我们从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寻求种种救治之道。我们千里迢迢到北京，找301医院、空军总医院、中国肿瘤医院那些国内顶级的医生和专家咨询、求助……可各方传来的消息都是黑色的。但是李虹从来没有自凄自艾，没有怨天尤人，她甚至没有为自己的处境哭泣过。那次去301医院，肿瘤科王主任看完我们带去的资料和光盘，说了一些极不乐观的话，又问病人现在能否下床活动？我指指李虹说：“就是她！”他非常惊异，掩饰一下说，刚才说的，只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说：“我们能够面对所有的问题。”

病情复发后的大半年中，我一直都和李虹一起住院，每到一处，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包下一间病房，搬来一应物件——电饭煲、电冰箱、榨汁机、CD碟机、晾衣架、锅碗瓢勺油盐酱醋，还有四部随时可以和国内外联系的手机……让病房变成一个温馨的居室。

化疗，放疗，梗阻，腹水，疼痛，浮肿……李虹日益憔悴。好几次，她自嘲地说：“我变得这么难看了。”我引用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话对她说：“与你年轻时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面对疾患痛苦生老病死，李虹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大气。又一次猛烈的化疗之后，她第一次脱发了，一觉醒来，枕巾上便黑乎乎一片。用手指轻轻一拈，一束头发就飘然而下。那天我外出办事，回来一看，李虹已将自己余下的大半青丝统统剃去，那天她刚好穿了一套橘黄色睡衣，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斜倚在床头为我织着一件毛衣，像一个修行多年的深山老尼。她似乎要把她永不枯竭的情意一针一线地织写进去。她让我给她拍照，说作个纪念。在她生病后留下的数千张照片中，她总在笑，温柔的，娇嗔的，调皮的……

数月来连续的静脉注射，她两只手的血管都脆了，医生在她的锁骨下做了穿刺，安了一个接头，这样每次输液只需拧上输液管就可以了。但从此就不便洗澡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皮肤都干燥了。她说，真想痛痛快快泡个澡。我四方打听，托人买来了一只浴缸大小的椭圆形塑料盆，接满水，让热气把室内的温度升高，她躺进去，酣畅淋漓地沐浴于温润的水中。我用干毛巾护住接头，一处一处轻轻给她擦洗。突然，她嘤嘤流泪了，越哭越厉害。她说：“我们下辈子还做夫妻。”生病4年，我只见她流过这一次泪。

我们最后的几个月是在中南医院度过的。许多个清晨和夜晚，我们在林中散步或湖边小憩，她拉着我的手，或挽着我的胳膊，倚在我的肩头，细声说一些闲话，说一些笑话，说着我们一路上见到的事物：清晨的小鸟和花，夜里出来遛弯撒欢的狗和鬼鬼祟祟的猫，哼唱起一首突然想到的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世间的共同生活，已经到了尾声，我们要宁静又朴素地享受这最后的每分每秒。

在医院最后的一个多月，她伤感地说：“我想回家。”我说：“今天晚上就回去。”她说：“怕爬不上七楼了。”我说：“我背你。”她笑笑说：“试试。”她趴到我背上，待我刚要站起来，她却叫了：“不行不行！”原来，她小腹那个巨大的瘤体，硌在了我背上……那一瞬间，我们都无语了。

住院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检查我都会想尽办法待在她身边，拍片、放疗、B超、CT，核磁共振——甚至从来不让男人近身的妇检……我知道，当我握着她的手，与她轻轻说着话，帮她起身或穿衣，那便是人世间最好的治疗与药物。

2004年11月28日，她去世的前4天，是我们结婚26周年纪念日。她似乎一直固执地等着这个日子。夜里，儿子下班后匆匆赶来了。我们在病房为这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举杯。她从病床上爬起来，依偎在我肩头，儿子拍下了我们最后的合影。她已是极度衰竭，但那种笑容依然是纯净的，那种眼神依然是初恋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热情与爱，依然是一种青春少女的。

那天深夜，她细细地、平静地对我说了关于后事的安排：只要我和儿子送她，不要惊动任何人，不要任何仪式。带上她生孩子时，她妈妈做的婴儿鞋帽和小衣物，还有六月去北京治病时在中央电视塔上拍的一张照片——她在蓝天下，大风中，像小鸟一样展翅欲飞……我对她说：“你会活在我们共同的生活里，活在我的文字中，活在朋友们的记忆中。”她说：“这些我都知道。我对自己这一生很满足，只是不舍。”

2004年12月2日7点38分，她终于走了。在挚爱亲人的围护与悲伤中走了，在眷恋和幸福中平静地走了。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一部分也伴她一起走了。我谢绝了医院派来的化妆师，亲自给她擦洗化妆，给她穿上她常穿的那套普通衣物：一件红夹克，一条深棕裤，一双运动鞋，那也是她对我最后的嘱托。我和她一起护卫了她最后的尊严和美。那大半件没有完工的毛衣，还静静放在病床边的旅行箱上。

火化之后，我把她的骨灰装在我们一起在西安买的一只典雅的黑陶坛中，我对她说：“我们回家。从现在开始，我俩以另一种不变的苍老同处。”她杳然飞升的那一刻，她一定看见了，她的身边多了一张照片：我们俩在风中依偎的合影。照片背后写着一句话：“天上等我。”

李虹去世以后，我在网上为李虹开设了题为“想爱你到老”的纪念馆，日前浏览量达11万多，留下了各种祭奠感言数千条。2009年1月，《如焉》再次面世，扉页上是我和李虹的一张特殊的合影——她躺在我面前那座来自家乡的黑陶瓶中，一束我们都很喜欢的素白姜花在我们面前静静开放……下面写着一行字：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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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转载自文学城杜马的博客。

女儿啊，妈妈有点等不及

2009-05-16T07:07:00.000-04:00

小时候，妈妈总拿我当笑料。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妹妹“的”
家里每人有一根扁担。扁担上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上了几天学之后，我发现这事有点不合逻辑。写名字，无非是要表示所有权，那就应该加一个“的”在名字的后面才对。那天爸爸妈妈不在，我和哥哥讨论，他说服不了我。于是，我亲手把所有的名字后，加上了我要的关键字“的”－爸爸的，妈妈的，哥哥的，妹妹的。

等妈妈回家发现我做的好事，大笑不止。我在家中的名字从此成了“妹妹的”。注意，重音要放在那个“的”字上。她是笑得开心，可并不表明她说服了我。只不过因我是个乖孩子，才忍住没把家里所有的小人书上，我和哥哥的签名后面加上“的”字。算了，不和她计较。

－要留个人呐
小时候，家里条件差，花生米定量供应，每人每天二十颗。咳，那香香脆脆的花生米，真真馋死个人！一天，我对哥哥说，“花生米，真好吃！我能吃得下一屋子。”大概是怕自己进不了那屋子，我又加了一句，“不过，要留个人呐！”这话让我妈听见了，又是一顿大笑。然后不知对多少亲戚朋友说我这笑话，“妹妹要吃一屋子花生米呢，就是要留个人！”这回，她笑得我还有点服气。就是，留个人干吗？开了屋子的门，吃不也吃出个人来了？

－兜瓶子底的
爸爸妈妈有时都不在家，八岁左右的哥哥自己做酱油炒饭吃。我是特爱吃酱油的，看见哥哥酱油瓶子倒了半天，瓶口一点一点斜下去，就是不见酱油出来。我心一急，用手猛地兜了一下瓶底。好家伙，那锅饭，黑得！妈妈回来知道后，自然又是一顿大笑。然后，每次炒菜，拿起酱油瓶就要叫我，要不要兜瓶子底啊？哼，我聪明着呢！吃一堑，长一智。那样的事，我能做第二遍？可妈妈就是乐此不疲，问了又问，笑了又笑。

－不识得
有一阵子，我特爱流鼻涕。妈妈总见我拖着鼻涕到处跑，就问，“你怎么也不擦擦？”我忙着疯玩呢，告诉她，我“不识得”（我们的方言，就是不觉得的意思）。这下她发现新大陆了，还有人拖着鼻涕不识得？！“真的不识得？”，“就是不识得”。得，我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不识得”。老实说，我还真是不识得。她这样取笑我的“生理缺陷”，有失厚道。

等我做了母亲，我逐渐意识到，妈妈真该好好感谢我。这么多年她笑话我，我从来都是不哭也不恼。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么好的肚量哦！

先说我儿子吧。那个当外婆的，恶习不改，喜欢笑话外孙的英式中文。
“外婆，明天没有学校！”
“学校还能没有了？你是说，明天学生不上学吧？”
哈哈哈，外婆笑，外孙恼！儿子十岁时曾经说，“我再也不说中文了，你们总笑我。”

到了我女儿，那又是另一番景象。每次她说什么好笑的话，或做什么好笑的事，我总是笑容还没来得及展开呢，就必须活生生地收回去！因为那个娇娇女，早已梨花带雨了，“呜呜呜，你不可以笑话我。” 我这只好又亲又哄的，“妈妈不是笑话你，妈妈是喜欢你。笑你是因为你太可爱了。”这样的节目，在我家是天天演，月月演，年年演。

哎呀，女儿啊，什么时候你能让妈妈痛痛快快地笑上你一回？妈妈有点等不及了！

丑媳妇要见公婆了

2009-05-14T20:59:00.002-04:00

我亲爱的英姑姑率领维表哥和华表嫂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参加她孙子的博士毕业典礼。

因为种种原因，我这次可能无法和他们见面，真是非常非常遗憾。

因为语言不通，交通不便，他们一行人在美国的日子不是太好打发，于是我思前想后，咬碎钢牙，把博客地址给了英姑姑。

我的零散回忆文章，至今只有我父母看过，现在要和大家族的亲人见面，真有点“丑媳妇要见公婆”的忐忑。

希望我能抛砖引玉，引出维表哥的好文章来。如果英姑姑也愿意写点，那就更棒了！

2009母亲节

2009-05-10T21:10:00.008-04:00

女儿昨天晚上就兴奋得不行，今天一早高高兴兴地给了我她做的漂亮手工。有照片为证。

贺卡里写的是：

Dear special mom:

I love you because you care a lot about me. You help me many times and you’re the nicest mom in the whole entire world!

Love you!

儿子也难得耐心地和我们一起，照了十来张全家福。呵呵！

我们带女儿去公园看郁金香，没想到儿子主动说，“我来做晚饭吧。”

排骨烧油豆腐，蒜蓉油菜心。可惜没照相。

排骨从化冻，洗，切，烧，全是儿子包干的。

今天真幸福！

离开小泥山之后（4）：乒乓比赛

2009-05-09T14:06:00.000-04:00

春节后我和小平坐长途车回县城接着训练。虽然妈妈交代我仍然去陶阿姨家过夜，但我因为不喜欢阿琼，自作主张地去了少年甲队的（十五岁左右）队友陈国香家。陈国香热情爽快，说她父母不会在乎的。

没想到，陈国香家孩子好多，我都记不得是几个孩子在一块儿睡了，反正我挤在大床的角落里。她家的被子很破很薄，晚上我被冻醒，更糟的是，还拉肚子，急急忙忙爬起来找茅房，短裤都弄脏了，狼狈不堪！

第二天下午，教练大喊大叫地来找我，说：“泥妹妹怎么回事？昨晚没去城镇小学吗？你妈打电话来了，教育局长（陶阿姨的丈夫）也来电话，今晚你一定要去城镇小学！”。

原来，我妈对我多少有点不放心，在我离家后的第二天，她专门去公社，给县教育局打长途电话，听陶阿姨的丈夫说我头天没去他家睡觉，把我妈给吓了个魂飞魄散！一通电话之后，知道我人好歹在球队，只是去了队友家睡觉，这才放下心来。

几个星期之后，泥县的乒乓队一行十几人，来到地区所在地泥市参加正式比赛，住在泥市最大的沿江饭店里。大家都格外兴奋，而我的兴奋还要更胜一筹，因为我爸爸那时在泥市工作！

我到的当天下午，爸爸就来饭店里看我，把我美得不行，临走，还带走了我的换洗衣服。没想到好景不长，第二天爸爸没来，一个我不认识的叔叔来了，带来了爸爸的信。信中说他帮我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扭了腰，老伤复发，现在卧床不起，动弹不得。他让我有时间去他的住处看他。

那个叔叔走了之后，我情绪很低沉，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恍惚间听到两个大女孩说，看看泥妹妹，小小年纪，真有良心，听见爸爸病了，难过成这样子。这下，我素性用被子蒙住脸，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

比赛期间，因为没有练球的场地，我们的自由时间挺多。我去看了爸爸几次。那时是文革后期，地区的水利部门刚重组不久，很多都是爸爸原先在省里的同事，大家都是下放之后，又被调到地区来。当时他们宿舍都还没有，爸爸住在招待所里。从我住的饭店，沿着一条笔直的大街，走个十多分钟就到了。

爸爸看上去一切如常，有说有笑的，我开心多了。但他只能在床上躺着。每次去，他都给我一毛零花钱，这是平时没有的奢侈，只是我并不记得自己有什么特别想买的东西。没人逼我吃不爱吃的菜，不用看阿琼的脸色，我的日子蛮不错的。

比赛进行的很顺利，第一天上午开了个大会，批了半天的“锦标主义”，然后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具体的例子就是，如果打球时，你的对手摔跤了，那你哪怕不接这个球，也要冲到对面去，把对手扶起来。

几天比赛打下来，还好，没有人摔跤。最后我拿了女子少年乙组第三，杨素娥拿了第五。小平和他的队友没有拿到名次。虽然他俩比我俩的水平高出很多，但男队的竞争强得多。比赛的奖品是一块贴着红色塑胶面的乒乓球拍，背面用红字写着得奖者的大名。

发奖之后，我们一群小姑娘走在从体校回饭店的路上。不料，我背后的杨素娥球拍被一个男孩抢走了！等我反应过来，杨素娥已经哭了起来，有二个教练已经去追那小坏蛋了。大家就赶紧护着我和杨素娥回了饭店。刚才领奖后的那股子飘飘然的劲，一下就被吓到爪哇国去了。还好，没等吃晚饭呢，杨素娥的球拍就被追了回来。记得教练郑重其事地说，他们还找到了那个小孩的老师，通知他的学校要狠狠批评他。

比赛结束后，正好是我九岁生日，队里的大姐姐帮我把辫子梳得漂漂亮亮。爸爸已能下床活动，带我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生日照。等我有时间，找个扫描机，把照片贴上来显摆一下。

一年多以后，我们全家搬到了泥市。我和一个同学谈到当年的那个第一名。我记得她叫陈宇，是泥市人。没想到同学说，她呀，是体校的，她肯定比你大一岁。

爸爸听说这事后，从此和人吹起牛来，就要说：“我家女儿，拿过地区第二”。哈哈，他自作主张地把第一名除名了。

离开小泥山之后（3）：乒乓训练

2009-05-09T14:04:00.000-04:00

爸爸是个水利工程师，经常出差住工地，但只要在家，他总是和我们玩：讲故事，打牌，下棋，等等。七十年代初，全国上下一片乒乓热。爸爸给我和哥哥买了一副光板的乒乓球拍，拆下家里的门板来教我和哥哥打乒乓。

有了几下门板上的功夫作底子，八岁多那年，泥县体委的邓教练下乡来选乒乓球苗子的时候，我居然被选上了，来年要参加少年组（九岁以下）的地区比赛。同入选的还有同村的一个男孩，叫小平。他实际超龄了二岁，因为他个子长得矮，球打的不错，邓教练挺喜欢，就让大队开个假年龄证明。入选后没几天，妈妈带着我和小平进县城参加乒乓集训。

县体委的教练和领队都是男的，小平晚上就住在体委，我和妈妈住在旅馆里，但妈妈只能在县城呆两三天，她走了之后，如何安顿我成了一个问题。

妈妈的老同学，陶阿姨，当时正好住在县城。她丈夫从泥公社调任泥县教育局局长，她在县里的城镇小学教书。她家住城镇小学，离体委不是太远。

陶阿姨的大儿子阿青，和我同岁，他也参加了少年乒乓男子组的选拔，但落选了。陶阿姨的大女儿阿琼，比我大两岁，不过和我一样，都上四年级，我们在一块儿，还能玩得来，于是妈妈决定请陶阿姨帮忙。我在球队每天训练结束，妈妈让我自己走到陶阿姨家去，和阿琼挤一床睡觉。
妈妈走后，九岁不到的我，开始了第一次的“独立生活”。

每天我从早到晚练球，一日三餐都和球队同吃，每个运动员的伙食标准是每天八毛钱（当时猪肉七毛四一斤）。晚上在陶阿姨家，我和阿琼互相讲故事，同床而眠，日子过得飞快。

训练并不苦，我们女子少年队有三个队员，一个是家在县城的杨素娥，另一个是和我一样从乡下大队里来的，叫小甜。我那时只管打球，不记得和队友们游戏玩乐的细节。有一次教练要我们选队长，小甜对我说：“我肯定选你做队长，你人好，球又打的好，那个杨素娥最爱瞧不起人了。哼，看我们是乡下来的，其实你原先还是从省城来的，还比她高两个年级呢！”。我当时还真是个“不识得”，平时一点也没注意这些事，被小甜这么一说，怪不好意思的，不过心里挺美。还没有哪个小朋友当面对我说过这么“有见识”的好听话，所以印象极其深刻。

后来，我们队里三人比赛，我第一，杨素娥第二，小甜被淘汰。我的同村小平顺利过关，我们俩都取得了去地区参赛的资格。

可是，在陶阿姨家，我和阿琼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先是阿琼抱怨我晚上会蹬被子，膝盖一伸一缩地，弄得她好冷。虽然陶阿姨不让阿琼责怪我，但我还是听到了，我挺难受，不知如何是好。白天醒着时，我可以尽量做个不讨人嫌的乖女孩，但睡着之后，我的行为，实在是不受自己控制。几次抱怨之后，我和阿琼就不再亲近了，加上两人肚子的故事也交流得差不多了，我开始在球队越呆越晚。

几个星期的集训后，春节就快到了。我们有几天的假，可以回家。看见队友买了一种很好看的糖果，于是我问领队要了一点妈妈为我留的零花钱。回家之前去商店，买到了一种很特别的金鱼形状的糖。它不同于通常的糖，糖纸在两头扎二个揪揪头，它一头是包着的，只有一个揪揪头，像个鱼尾巴，糖纸上印着漂亮的鱼鳞花纹，我喜欢极了。

晚上拿着金鱼糖去和阿琼分享时，她正和邻居的一个女孩一起玩，看见我，显得不冷不热的。等我把糖献宝似的拿出来，阿琼脸上一脸瞧不上的样子，还和那个女孩一唱一和地说些风凉话，我只好默默转身而去。

好在春节回家的那几天，快乐无比。家人，老师和同学对我和小平的归来，全都是热情洋溢的。八毛一天的伙食，把小平吃成了一个结结实实的小圆墩，人见人爱。妈妈一遍遍地表扬哥哥，说家里的好吃的零食，只要妈妈说留给妹妹一半，他就不再吃了。对特别喜欢吃零食的哥哥，这可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儿。而我，对自己在阿琼那儿受的委屈，一句也没有向妈妈提起。

离开小泥山之后（2）：奶奶来了

2009-05-09T14:02:00.000-04:00

下山之后我们家住银乡，生活条件比山上好了太多，但家里成员发生了变化：奶奶来了。

我从出生就是奶奶带，但文革时奶奶被迫返乡，接下来我们下放，因此我对奶奶的印象只是每年过年在外婆家一大家子相聚的短短几天。我七岁多时，奶奶来银乡，开始了真正和奶奶共同生活。对我，这很有点“文化冲击”的意思。

爸爸妈妈很讲男女平等，对我和我哥一视同仁（当然我说了不算，我哥要同意才真算数）。因为我小，又是女孩，加上学习好，不闯祸，爸妈应该是更宠我一些。奶奶却有重男轻女思想。记得自己在银乡的那几年，经常和奶奶斗气，现在回想起来，奶奶只是不像父母那样宠我罢了，也并没有什么太为难我的事。

一次分黄瓜，我抱怨奶奶给哥哥多，我的少。奶奶一脸不高兴地说：“你人小，霸那么多干吗？给你大的你也吃不完！”我吓得不敢吭气，心里很委屈。想当年在小泥山上，吃麻花，从来都是一人一根，我吃得慢，哥哥要来借，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才行。

好在银乡物质丰富，我想吃的东西常常能管够，和奶奶的这种争执不太多。妈妈不会介入我和奶奶的纠纷，还会给我讲她小时候的事情来开导我。妈妈说她小时候，她爷爷常带着她和她哥买油饼，总是买三个，她哥两个，她一个。有时只买两个油饼，那一定要从她手里撕下一块给她哥。我这才明白，“公平”还有另一种衡量方式：人大多吃，人小少吃。

有一次，家里包饺子，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吃饺子的时候，我认出哥哥碗里的一个是我包的。因为形状特别。于是我要哥哥把那个饺子给我，可我哥偏偏不愿意，一口把那个饺子给吃了，这下我就开哭了。爸爸立刻就训哥哥，为什么不让着妹妹？结果奶奶不乐意了，不记得说了爸爸什么，爸爸是个急脾气，转身就回房间生气去了，奶奶也去了厨房，留下我和哥哥大眼瞪小眼。妈妈于是对我们各打五十大板说：“瞧瞧你们，好好地吃饺子不行，一点点大的事，吵什么吵，这下爸爸挨了奶奶的骂，你们怎么办？”我们能怎么办？夹着尾巴做人呗！

到银乡之后，我们养了很多鸡。把鸡粪放在菜地里，结果是韭菜大丰收。有段时间，家里总是吃韭菜，奶奶不愿浪费东西，总叫我们多吃，要是不肯吃，就拿到集市上去卖。我和我哥那时候都不财迷，谁也不愿去摆小摊，只好埋头多吃。妈妈从来不吃韭菜，奶奶没牙，嚼不动，吃不多，爸爸总出差不在家。有一次实在吃不完，夏天又不能留菜过夜，奶奶说要我和我哥，一人一半，一定要吃，还说：“妹妹不是总要和哥哥一样多吗，来，现在一样多了！”。记得我怎么也吃不下，委屈得大哭一场。

后来的一天，村里放露天电影，奶奶是个电影迷，每回都要从头看到尾。那天，放的是看过很多遍的宣传计划生育的电影，我妈带我们兄妹先回家。我睡下之后，听见妈妈对哥哥，口气十分郑重地说：“奶奶还在看电影，妹妹睡着了，妈妈有些话要对你说。你看见奶奶逼着妹妹吃菜了吗？妹妹那么难受，你是不是能帮妹妹多吃一点？你胃口大，一下就能吃完。要知道，奶奶要是总逼妹妹，妈妈是会和奶奶吵架的。”

八，九岁的我，被妈妈的这番话震动了。记得自己把这当作特级秘密，告诉了我的最好的朋友。朋友是否还记得我不知道，我妈和我哥是否还记得，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记到今天，估计永远也不会忘记。

从那以后，印象中再也没有过奶奶逼着吃菜的事了。也许是哥哥在暗中帮我；也许是妈妈直接把地里多余的菜扔了或送人了；也许是奶奶看到了妈妈的脸色；也许是我心里的感觉变了。

因为听了妈妈的那番话后，同奶奶的争执，我就不那么伤心了，所以记不住。我记住的是，当我受委屈的时候，妈妈虽然不吭声，但她是在暗中心疼我的，我的委屈也就减轻了；另一方面，我知道自己不能太任性，因为我不愿意让我妈为难。妈妈是我的天，妈妈高兴，我就高兴。

离开小泥山之后（1）：妈妈的表扬

2009-05-09T13:54:00.001-04:00

我们家，是七二年离开小泥山的。不过，我先交待一下七O年发生的一件事儿。

那年的暑假，泥县的全体教师在县城集中学习。妈妈听报告时，发现前排一个女教师，总回头看自己。妈妈注意到，这人好面熟啊！听完报告，两人迎面相认，竟然是十多年没见过的老同学！两个都做了妈妈的人，高兴得象孩子似的！陶阿姨有三个孩子，大女儿，比我哥小一岁；二儿子，和我同年；还有一个小两三岁的小儿子。陶阿姨当时在另外一个公社做教师。

这次的老同学相认，对我们家有历史意义。因为一年多后，陶阿姨的丈夫，上任当了泥公社的党委书记。书记点了个头后，我妈就在七二暑假，工作调动到了山下的一个大村子，银乡，依然做小学教师。

离开住了三年多的小泥山，爸爸妈妈肯定是特别高兴，我和哥哥也好高兴，因为山下的生活，与山上相比，真可谓是“新旧生活两重天”啊。花生米肯定是不用数着颗粒吃了，麻花也成了太一般的零食。

银乡靠着公路，离泥公社的镇子只有十分钟的路。公社的镇上，有粮店，肉铺，小餐馆。每三天有集市，各种农副产品，应有尽有。我们再也没有春节时回过外婆家了。记得我问过妈妈为什么，妈妈说，“原来在山上，生活太差，所以千辛万苦，也要回省城过年。现在天天吃得和过年似的，我们最好暑假回外婆家，睡竹床，打地铺，最多盖个毛巾毯，比冬天方便多了。”

银乡小学，有一百多学生，比较正规。刚下山时，是另一个下放干部阿姨，教我语文，后来，妈妈又成了我的语文老师。班上有二十来个孩子，下山后，我因为太小，被我妈压了一年级，但我依然是班上最小的。记得妈妈对我还算公平，该批评的时候不客气，偶尔也会表扬我。

我最惨一次的作文，是要写一个什么电影的观后感。天地良心，我看了那电影，什么感想也没有啊！随便挤出几句话上交，结果，作文本一发，我可傻了眼，妈妈只给了我二十分！这可是我读书史以来的最差成绩了！看着妈妈那没有一丝笑容的脸，我很有点沮丧。好在妈妈老师没有“痛打落水狗”，让我补交了一篇记叙文，勉强过了关。

有一阵，语文课要练毛笔字。妈妈鼓励同学自己写，但照字帖描，也不算犯规。一次，我交了一篇描出来的字，居然得分为优秀，班上同学有意见。妈妈非常郑重其事地对全班同学说，“泥妹妹同学的这篇字，虽然是描的，但她花了很多时间，非常认真，描出来的字，也几乎完美，所以我认为，她可以得优秀。”

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妈妈组织的一次全班故事会。每个同学轮流上讲台，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然后全班同学，集体评分。班上几个胆大皮厚的男生，高兴得象过年似的，又叫又闹，不亦乐乎。也有那胆小腼腆的女生，磨磨蹭蹭，几分钟也上不了讲台。大家讲的故事，我都不记得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精彩的，一多半是课本里的，雷锋叔叔帮助人的故事。大家得分大多是六七十分。我比较晚上台，讲的是从《少年文艺》看来的，一个小孩，用鸽子为解放军通风报信的故事。

我讲完后，同学开始评分。男同学说七十，女同学说八十，闹了一阵后，妈妈说话了：“我认为应该得九十。”记得全班立刻肃静，我也吓了一跳，觉得妈妈好奇怪。妈妈接着说了，“泥妹妹同学的故事，很新鲜，来自课外书，加上她讲得又很清楚。我认为，她比前面那些得七十分的同学，要好很多，所以应该能得九十分。不过，她是我女儿，我不希望大家认为我偏心，就给她八十五分，大家同意吗？”

我上学早，成绩好（作文除外），加上听话，不惹事，从小在周围大人的赞扬声中长大。不过，我的性格，好像不怎么争强好胜。那些个赞扬，并不是我争来的，所以从来不怎么在意。可是妈妈作为老师，当众对我的肯定，可能是因为有点不合那个年代的常规，也可能是因为和生活中的妈妈不同，让我非常难忘。

亲姑姑

2009-05-09T13:52:00.000-04:00

爸爸的两个亲妹妹，我的秀姑姑和小姑姑，分别出生于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五年。她们都从小被送给了别人。秀姑姑在老家农村务农，小姑姑在省城做工人。两人都没有读书。

秀姑姑有两个比我大的儿子，一个女儿，比我小一点。两个儿子都早早成婚。和住在邻村的大伯不同，姑姑家的儿子结婚，没有向我爸爸借钱。姑姑家做豆腐和豆腐皮卖。在七十年代前期的赤贫的家乡，他家的日子算是小康。

秀姑姑曾来我家一次，住了十来天。按家乡的风俗，秀姑姑给奶奶做了寿衣。秀姑姑不善言辞，只是和奶奶话挺多。家里人都说，我长得最像秀姑姑。可惜那段时间爸爸一直在工地，没怎么和姑姑共处，她就回家了。

后来我又见过秀姑姑一次，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离家返校路过省城时，大伯专门来接我和哥哥回老家“光宗耀祖”了一趟。我哥上的是军校，一身军装，对出身不好的大伯，有着非常的意义。我年龄很小就考上了不错的大学，也很让大伯脸上有光。记得大伯带我们兄妹俩到村里转了一圈，然后就去了邻村的秀姑姑家吃中饭。临走，秀姑姑还给了我和哥哥钱，我们推都推不掉。后来告诉爸爸姑姑给了我们钱，他很不安地拍了一下大腿，长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他肯定是特别心疼姑姑。

那一次回老家，我才知道做豆腐是件非常辛苦的活，早上要起得很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秀姑姑一家就是这样靠辛勤劳作，自立更生的。

八四年，秀姑姑患癌症去世。那几年，农村的日子刚刚开始好起来。秀姑姑吃了一辈子苦，好日子才来，她却走了。

小姑姑虽然是工人，而且童养媳出身，但文革居然仍有人到她家去抄家。七二年爷爷去世时，爸爸回省城给爷爷办丧事，她不肯来，说：“剥削阶级的福我一天也没享过，遭罪时却有我的一份”。为此，爸爸和她大吵一场。接下来十年两家都不来往。八十年代中，可能是二伯从中周旋吧，爸爸和小姑姑重归于好。听说重新见面的第一餐饭，爸爸和小姑姑两人喝了一斤白酒。

小姑姑有四个孩子。老大是儿子，比我哥还大，在一个工厂做司机。后面三个女儿都比我小。大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的外语系。一对没什么文化的父母，居然出了这么个女儿，让周围的人大跌眼镜。

小姑姑长的像我奶奶，是我家最好看的姑姑，精明强干，能说会道。她儿媳是个高个，很漂亮，婆媳关系处得非常好。可八十年代后期，小姑姑的婚姻出了问题。

小姑父多年来和他的一个表妹相好，双方的孩子都长大后，两人同时分别办离婚。小姑姑十分不愿意，到爸爸和二伯这儿来求援，但那时婚姻法已经修改，离婚时不再要求双方同意，只要一方坚持法院也能判离。最终姑父不顾孩子和家人劝阻，硬是把婚给离了。

可是，姑父的表妹却没有离成婚，据说是因为她家的孩子拼命阻拦，老太太最终被拉回了头。
九四年，小姑姑也患癌症去世。听爸爸说，临去世前，小姑父又总算是回家照顾了小姑姑一些日子。临走前几天，她还在病床上给孩子们织着毛衣。

我的两个姑姑就这样，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她俩的寿命比爷爷，奶奶和伯父们都短很多。如果不是做童养媳，如果她俩受了教育，有着自主的婚姻，那她们的命运会是如何？

四奶奶和堂姑（下）

2009-05-09T13:48:00.001-04:00

满姑姑是四奶奶的第三个女儿，生于一九三六年，比英姑姑小五岁。她从小就被送出去给人做童养媳。那家男孩很小去世，她婆婆就把她当养女带，幸运的是，还让她受了教育。

因为我从小和奶奶睡一床，她常给我念叨爷爷的四兄弟中，各家孩子的情况。所以，我很早就听说了满姑姑的事儿。抗战结束四奶奶回乡后，接她回家，但她住上几天，又会跑回养母家，来来回回的。上中学后，基本就住四奶奶家了。奶奶说，她很好强能干。每次回四奶奶这，她家务事就做个不停。

中专毕业后，满姑姑去北京工作安家。第一次看到她给爸爸写的信，是恢复高考后。满姑姑有二个孩子，男孩京和我哥差不多大，女孩宇比我小一岁。不记得姑姑信里写的什么了，印象很深的是姑父写的几句话，大意是他们在北京，弄高考复习材料比较方便，如果我们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他们。

第一次见到满姑姑，是我上研究生时去北京出差。通了几次电话约好了后，上她家去了一趟。坐了近二小时的公交车，我还晕车，但我是真高兴有这样一位姑姑，见面就亲得很，和我十分投缘。

我们亲亲热热地叙着旧，很突然地，姑姑说道：“你知道吗？你奶奶，就是我的二伯母，当年，就是她，亲手把我送走的。”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马上应道：“那时都是那样的风俗，也是没办法的事，我的二个亲姑姑，都是送走了的。”满姑姑固执地说：“无论如何，是她亲手送的，她怎么就那么狠心呢？襁褓中的孩子，就那样给别人，家里又不是养不起！”

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虽然小时候，为了奶奶重男轻女，偏袒哥哥，我没少和奶奶闹别扭，但毕竟是我很亲的奶奶。那个从来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坚强，勤劳的奶奶，难道她真的作过恶？见到满姑姑之前，我自己从未这样想过。爸爸妈妈对奶奶都很尊重。谈到送走的姑姑们，他们从来没说过埋怨奶奶的话，尽管妈妈常常会庆幸自己被勇敢的外婆留在了身边。

是啊！我什么时候设身处地地为那些被送走的姑姑们着想过？谁该为千千万万的姑姑们的痛苦负责呢？我第一次意识到满姑姑多年来心中的伤痛。当年小小年纪的她，奔走于亲母和养母之间，她的心里，该是多么的委屈！

满姑姑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二个字：要强。她和姑父是同学，后来一起去北京工作，做了一辈子的同事。工作上，一直是与姑父齐头并进，家里的事，据京表哥说主要是姑姑作主。

四奶奶曾经评价说，大家族里，姑姑这一代人，为人处世最好的就是满姑姑。我们家里亲戚多，加上还有她养母家的，谁上北京都要去找她，她总是管吃管住，临走还送钱送东西，对她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出国前我为办签证，在她那住了几十天。那时京表哥在德国；宇表妹在北京，但上班远，每周回来一次。我住在姑姑家，就像自己家似的，无拘无束。临走她给我三百块钱，让我置办出国用的东西，加上一百块给我儿子的钱。那是九一年，这钱可真不少。我那里好意思要？临走时给她偷偷地留在家里，她发现后，又把钱邮寄到我学校。

姑姑的二个孩子，都上的是好大学。我第一次上北京时，京表哥在科学院读研究生，离我出差住的地方很近，我去他那吃了顿饭，主要是想见见这位“才子”表哥。他当时有一位女朋友。我们俩吃完饭后，他把那女孩叫上，我们一起去逛圆明园旧址。那个女孩，好像没上正规大学。表哥说，他就想找一个乖乖巧巧的女孩，因为他妈太强势了，他可不愿象他爸那样过一辈子。不过那段感情，寿命很短。

后来，京表哥一次去西安开会，和一个护士一见钟情，去德国之前就很快结了婚。他妻子随后也去了德国。再后来，表哥从德国去了美国，他妻子回中国，可一直没来美国和他团聚，接着就听说他离婚了。姑姑多年来，只要那个媳妇在国内，她就会给她寄生活费，因为京表哥生活一直不安定。姑姑觉得，媳妇因为儿子而丢了工作，自己资助媳妇，很正常。可惜最终这段婚姻还是失败了。

再后来，京表哥海归了，娶了一位比他自己年纪小很多，挣钱比他还多的海归律师。听他表弟寒碜他，说在他家，听见表嫂在楼上叫：“小京，我的鞋呢？”。我想起当年他的择偶标准，乐坏了！看来，这人啊，斗不过命 !

宇表妹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当年我住她家办签证时，她还是个小姑娘。看我年纪轻轻地做了妈妈，觉得不可思议。瞧她那意思，结婚生孩子，对她无限遥远。等我五年后回国探亲时，她已结婚生儿子，奶瓶，尿布地忙得团团转。她给我投诉说，“你姑把我给骗了，说是退休帮我带孩子，我真生了，她老人家却又上班去了！”呵呵，姑姑还是不服老，曾经的娇娇女宇表妹，一旦做了妈妈，突然之间，换了个人似的。

最近一次见到满姑姑的全家是零七年春节。零五年秋天，我回国时只在北京转机，没去看姑姑，被她好一阵埋怨。她说：“你姑父趁七十岁不到，考了驾照，两个孩子资助我们买了车。下次回国你一定要来看我们。”于是我定下零七年一定去看看姑姑。没想到，我到北京的那天，正好下雪。头天晚上，姑姑的心脏病还犯了（是老毛病）。姑父依然坚持按原计划来接我，可我后悔极了，真不该过分打扰他们。我本该自己先在北京安顿好了，再去看看他们就好。不知不觉间，姑姑姑父已是古稀老人，我哪能还让他们照顾我啊？

好在姑姑午休之后，精神不错。我们一起去了京表哥的家。表哥中年得了一子一女，儿子比我女儿小几个月，女儿还抱在手上。那天正好是元霄，晚上京表哥在他的小区会馆里，请大家吃团圆饭。好大的圆餐桌上，坐了姑姑家和表嫂家的全体成员（表嫂是独生女）：姑姑，姑父，表哥家四口，表嫂的父母，表妹家三口，加上我家三口。餐桌上最热闹的是五岁的小侄子和我女儿。望着热热闹闹的这么一大家人，听着孩子们的欢歌笑语，我真为满姑姑高兴。

四奶奶和堂姑（中）

2009-05-09T13:44:00.003-04:00

英姑姑性格开朗乐观，但命运却时不时地和她过不去。她的大女婿，刚改革开放的那几年，因为帮助省城一个较大的企业提高了经济效益而提升为副厂长，正当风华正茂时，患癌症去世。几年之后，她小儿子骑摩托车出车祸去世。我不能想象姑姑是如何走过那些艰难日子的。

四年前，我回国见到英姑姑，已经做了太外婆的她，与时俱进加入“拇指一族”，学会了发手机短信，尽管用的是孩子们淘汰的手机，但在老人家的圈子里，算得上是很时髦的了。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子，看着都很精神。

姑父是学化工的，因为做过某种油漆的实验，得了一种血液病，前些年总是要上医院去“换血”。姑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也做过手术。为了照顾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的父母，他们的大儿子，我的维表哥把原来买的新公寓卖了，换了个有电梯的二手公寓。

零七年回国过春节我去看了看。房子的厅特别大，装修得很大气。因为表哥表嫂工作都很忙，为了省事，把卖主的客厅里的家具全部买了下来。那天和姑姑说着话，她从客厅的沙发缝里，摸到了几块碎饼干，笑着说：“这是免费的夹带。前些日子还摸到了硬币若干，还要继续摸，要是能摸个戒指宝石之类的，那就赚大了。”

表哥的儿子在美国读书。家里四口人。唯一的带阳台大卧室，由姑姑姑父住。二个小卧室，一间作书房，一间表哥表嫂住。姑姑说，她和姑父本不肯住大房间，但表哥表嫂坚持要让，说老人成天在家呆着，应该住大的。“每次家里来人看房子，我都要不好意思一番，唉”。姑姑叹着气说。有这么孝顺的儿子儿媳，我真为姑姑高兴。

维表哥是英姑姑第二个孩子，比我大十一岁，他就是当年我爷爷给买糯米饭的那孩子。因为文革耽误了，高中都没读。后来在一个工厂当司机，但平时喜欢看杂书。他妻子华是中学数学教师。他们结婚后，在华表嫂的鼓励和支持下，表哥上夜大，学法律，成了省城较早的一批律师之一。

我去墨汁叔叔家时，英姑姑带着的小孙子，就是他们的儿子，那时可能是他们最艰难的时候。
九十年代后，表哥成了成功人士。九六年元旦我回国，他们已经买了商品房，在我们那个不太发达的省城里，算是较早富起来的工薪阶层。他们的儿子读书一直很优秀，上了国内最好的大学，然后出国是靠他自己，拿的全额奖学金，并没让父母花钱。

说起维表哥和华表嫂，有件趣事值得一提。我二舅的大儿子奇，是个医生。奇表哥结婚时，正好我爸爸在省城开会（我家下放之后，没能搬回省城）。爸爸去看英姑姑，说起某日要去喝喜酒。英姑姑说，同一天，我也要去喝喜酒，我媳妇华的妹妹玉要结婚。两下一说，原来，华表嫂的妹妹嫁的就是我的奇表哥。这下可把大家给乐坏了，亲上加亲。要不是我爸正好赶上，还不知何时才能知道，我姑姑家的表哥和舅舅家的表哥娶的竟然是一对亲姐妹。真可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记得奇表哥刚刚和玉刚谈恋爱时，我二舅提到过，玉各方面都不错，就是有点娇气，是家里最小的娇娇女，身体也挺弱的样子。二舅还说：“她的姐姐相当不错，我见过一次，实实在在，落落大方，一定是个贤妻良母”。当然，他说这话时，并不知道，那个好媳妇儿，落在了我英姑姑家。现在二十几年过去，还真要佩服我二舅当年的眼力，华表嫂不仅是个贤妻良母，还是个公认的好媳妇。当然，好的婆媳关系，应该不是单方面的，一定也要归功于英姑姑的吃苦耐劳，开朗豁达。

零七年春节后不久，姑父病故。失去相濡以沫五十多年的老伴，姑姑又遭人生一劫。令人欣慰的是姑姑挺过来了。几天前，我打电话给她拜年时，她依然谈笑风生，身体虽然不如从前，心还是年轻的。我问她学什么新鲜东西吗，她说：“上网了，弄了个QQ，正在联络你爸妈，你满姑姑和湘姑姑，大家都上网，打字大家都慢，反正谁也别嫌弃谁，好玩着呢！”

四奶奶和堂姑（上）

2009-05-09T13:42:00.000-04:00

四奶奶是爸爸的四婶，是泥家的童养媳。我奶奶 16 岁嫁到泥家时，四奶奶 8 岁。这两妯娌挺对脾气，关系很好，奶奶常和我提起。泥家是在省城的郊区，四奶奶的娘家在省城开店，挺有钱的。十四岁同我四爷爷圆房时，她是从娘家重新坐轿子，体体面面嫁过来的。

四奶奶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照规矩要送人做童养媳，但四奶奶耍了个滑头，对公婆说，她城里娘家已经找好了人家；到了娘家，又说乡下的公婆已经找好了人家，躲来躲去的，把个大女儿给留在了身边。她就是我的英姑姑，比我爸小二岁。爸爸的亲妹妹都从小分开了，这个堂妹是一块儿长大的，是和爸爸最亲的一个姑姑。

后来四奶奶又生了两个女儿，都被送走了。一个我不太知道，因为没怎么来往。另一个是我满姑姑。满姑姑的那个配对的男孩很小就生病去世了，那家就把她作养女带，对她挺好，还上了学。大了些后，满姑姑常回泥家，两边都走动。

四奶奶的第四个孩子总算是个儿子，他比我爸小九岁，外号墨汁。这位墨汁叔叔故事挺多，我以后另写。

抗战期间逃难时，四奶奶又生了一个女儿，因为一路太艰难，那个女儿被送给当地人。那个姑姑后来被英姑姑找到了，现在一直和大家有联系。四爷爷在逃难途中，生病去世，魂落他乡，好不凄惨。多年后听墨汁叔叔提到四爷爷的病，应该当时也不至于不治，很可能是遇到了庸医。战乱年代，百姓无处说理伸冤。可惜四爷爷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三十来岁的四奶奶就成了寡妇。

抗战胜利之后，四奶奶基本上就带着英姑姑和墨汁叔叔住在城里的娘家，她家也就成了泥家人进城的落脚点，爸爸和伯父都曾在那儿呆过。我爷爷后来也曾住那儿。

英姑姑小时候应该是很活泼调皮的，她弟弟的外号墨汁，就是她给起的，一方面是他长得黑，一方面是他的名字和墨汁有关（怕被人肉，我就不暴露了），另外他肚里的墨水也是真多。

从中等师范毕业后，英姑姑在省城里一直做小学老师，据说得过优秀教师奖。她结婚很早，十九岁就生了第一个孩子，共生了四个，两男两女。一儿一女跟姑姑姓泥，一儿一女跟姑父姓，挺特别的。我爸是个老大难，结婚生子很晚，所以英姑姑的孩子们，都比我哥要大。姑父是爸爸的高中同学，他们的婚姻，是我的一个堂伯父牵的线。虽然爸爸从未明确表示过，但我觉得，爸爸对这个妹妹，这么早就背上家庭的重担，还是很有点心疼的。

四奶奶大多是跟着英姑姑过的。去世前几年，她患脑血栓，行动不便，主要都是英姑姑照顾。八十年代初，在某牛校任教的墨汁叔叔到美国和欧洲转了一圈，带回了全套的家用电器，电子游戏机，幻灯机，打字机等等。那几年间，叔叔下放结束，臭老九的帽子摘了，回来干上了老本行，还一下子摆脱了多年的穷困，意气风发得很。八五年初，爸爸打发正在上研究生的我，寒假回家之前，去叔叔家住上几天，受受教育。

正巧英姑姑，带着四奶奶，和她一岁的小孙子，都在叔叔家。叔叔两个儿子（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加上一个我，老少四代八口人，好不热闹！我那些日子，当了个纯粹的客人，什么家务事也没帮着做。出门找自己在当地的大学同学玩，或在家听叔叔侃大山，看他带回的好多欧洲的幻灯片，和弟弟们打游戏机，等等。时间花得最多的应该是那台打字机。婶婶帮我找了个空的办公室，专门坐在那儿练了好多天的打字。反正我当时是玩得不亦乐乎。

那时四奶奶已经很少起床了，只记得一天，天气不错，大家搀着她，去校园里走了走，照了几张彩色相片。那时的彩照还比较稀奇，叔叔是托朋友，在意大利洗印出来，过了几个月，再把照片寄给我的。

英姑姑的孙子很乖，不怎么吵闹（现在他在美国读博士，岁月如梭啊！）。姑姑带着小的，伺候老的，加上一大家子的吃喝，成天忙忙碌碌。记得她把小孙子绑在背上，在厨房择菜，洗菜，可那时的我，一点也没想到自己应该帮着做点啥。

几年以后，我自己做了母亲。为了一日三餐手忙脚乱时，想起自己在叔叔家的表现，羞愧万分。多年之后对英姑姑检讨过一回。姑姑大度得很，说：“我不累，就是那段时间，辛苦了你婶婶”。

外婆（下）

2009-05-09T13:39:00.001-04:00

我的记忆中，外婆一共来了我家三次：一次是在小泥山，妈妈生病被抬下山的那次。大舅和外婆来到泥公社看望住在医院的妈妈。后来妈妈康复回家，把外婆带上了山，住了十来天。外婆六十多岁，爬那一趟山，腰酸腿疼好多天，但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尤其是我妈。

第二次，是在银乡。奶奶有事回老家，外婆就来银乡住了几天。和奶奶不同，外婆不识字，自己也从未出过门。思女心切的她，冒了一回大险。舅舅送她上了来泥县城的车。然后她买了票换了来泥公社的车。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她要来，也没接她。她自己拿着个信封，一路问到银乡小学，突然就出现在我们家。那是个夏天，她老人家脚上居然穿的是一双海绵拖鞋。那几天，妈妈和外婆都是喜气洋洋的。我那时已经懂点事。听见外婆总感叹。和女儿住在一起有多么舒心。自己的媳妇（二舅妈）是多么刻薄小气。

有一天，家里养的鸡吃了农药，奄奄一息的样子，外婆和妈妈给那鸡实施抢救。一个扒开鸡嘴巴，一个往鸡嘴里倒菜油。一不小心，洒掉了不少油。记得外婆对妈妈说，哎呀，浪费这么多油，好在你婆婆不在，不然，她要心痛得不得了。说完两人相视而笑，一脸小孩子做了坏事，逃过大人监管的侥幸。我这个真正的小孩子在边上看着，觉得她俩真有趣。

第三次外婆来，我们已经结束下放，住在一个小城市里。那次奶奶也在。妈妈和外婆没有在银乡的那次相聚那么自在。不过，外婆依然感叹，她真想和女儿同住，但又表示，你家是有奶奶的，两个老人住一起，不合适。记得妈妈说，你要是愿意来，也不是不可以的，只是，你真舍得你儿子孙子孙女，你能放心你的大儿子和大孙女吗？外婆没住几天就依依不舍回省城去了。

我长大些后，妈妈给外婆的信，经常会给我看。几乎每次妈妈都要给二舅妈做一段思想工作。从外婆的嘴里，我认定二舅妈是个坏蛋，不讲理的人，但妈妈总是比较客观地说，外婆也有缺点，外婆买菜总要买点新鲜刚刚上市的菜，价钱比较贵。家里来了客人，外婆也总巴不得尽情招待，做上一桌子好吃的才满意，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你大舅只顾自己潇洒，本来他接过老娘，带着女儿，自己过，也会少很多矛盾，但他不乐意，所以，大舅也是有责任的。

我越大，越发现外婆和奶奶确实大不相同。她自己有零花钱。这钱经常是和二舅妈吵架的导火线，但也给外婆带来了很大的快乐。记得我们每次回省城，外婆总要带大家上街吃小笼包子。离开时要买萨其马让我们带走。每次还总要做她的招牌菜，粉蒸肉。大家吃得高兴，外婆就特别满足。

有一回，家里吃茄子，爸爸神神秘秘的说，“今天的茄子很好吃，不过，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茄子，你们知道是哪回？”我自然不知，只见妈妈在一边微笑。原来，那是爸爸第一次见外婆的时候。当年爸爸在外地工作，回老家和妈妈谈恋爱逛马路，那正值困难时期，街上的餐馆里，只有粉丝炒鸡蛋，鸡蛋炒粉丝，几顿下来，妈妈都吃腻了。然后，妈妈就说，我们回家吃吧！

“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连招呼都没打，当年的老爸老妈真不讲究，我敢肯定，老爸连礼物都没买。好在外婆不在乎，只是急坏了，家里没好菜啊，只有茄子！爸爸说好啊，我喜欢茄子（妈妈不吃茄子，不过，那天，肯定是没人在乎她了）。于是外婆使出浑身解数，起码用了二两油，做了一盘爸爸认为一辈子最好吃的油焖茄子。

外婆还有一件特逗的事。一天，她对大家说，我们要买点好菜，舍得吃，舍得用。最近广播里不是总在说，要“阔吃阔用”吗！孙子孙女们都糊涂了，广播里 , 阔吃阔用？弄了半天，原来是广播里说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呢！呵呵，“阔吃阔用”后来就成为我家的外婆语录了！

三舅和小舅结婚都很晚。三舅的大女儿七二年出生，外婆已经六十七岁了。当时，大舅，二舅和我妈作主，不让外婆带三舅和小舅的孩子（共五个），因为外婆身体虽然没什么病，但一直体质很弱，而且特别嗜睡。这样，暮年的外婆总算是享了几年清福。

改革开放之后，二舅家里生活好了很多。二舅妈和外婆的矛盾就缓和多了，加上孩子们都大了。这些孙子孙女们都会想法劝架，争吵越来越少。孙辈们都很孝敬贴心，周末大家相聚，总是逗得老人家开开心心的，还有了两个重孙子。二舅妈后来吃斋念佛，成了一个真正的慈祥老奶奶。

八八年夏天，本来身体不错的外婆半夜做梦，从床上摔了下来。肋骨断了几根，送到医院几个小时之后，抢救无效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外婆去世，非常突然，谁也没有思想准备。我的一个表哥（她的第四个孙子）当时正在外地出差。那时没有手机，大家都忙乱得很，也就没有花大力去通知他。没想到，开追悼会那天，表哥居然鬼使神差地回了家。他说，头一天他不知怎么就觉得家里奶奶有事，心里很不得劲，于是决定提前返家。听说外婆是从不信鬼信神的，我也一样，但这事有点太蹊跷，特此记上一笔。

不知是不是真有另一个世界，不过，我还是想对外婆说上一声，外婆安息！祝您在另一个世界，阔吃阔用，永无烦恼！

外婆（上）

2009-05-09T13:37:00.000-04:00

外婆和奶奶同岁，也是1905年生。她们的家乡，同是一个省城的近郊，两地距离几十公里。不过，两人性格和命运有很多不同。

外婆生于一户殷实人家，是家里的老小，她在自己父母身边长大，有一双天足。据说她妈妈给她缠过脚，她疼得又哭又叫，她爸爸晚上总要给她放开。一方面是心疼女儿，一方面也听说城里的人已经不时兴绑小脚。就这么一紧一松的，结果和没缠过一样。外婆个小，脚小，穿33码的鞋。

外婆不识字，不过她小时候，背过好多谜语。夏天晚上乘凉时，可以给我和表哥表姐没完没了地猜。有花虫鸟兽的，也有人体器官的，有的搞笑，有的还带点色。印象最深的一个是：“铜钱大的布，打褶无数”。我和表哥表姐多年之后相聚，用外婆特有的口音，重复这个谜语时，人到中年的我们，仍然要笑作一团。

外公生于1899年，是个读书人，能写会算，写一手好字。外婆之前，他有一前妻，是他老师的女儿，还生了两个孩子，但几年之中，妻子和孩子都因病先后离世。外婆是外公的续弦。外婆27岁生我大舅，29岁生我妈，后面还有三个舅舅。孩子们的名字是外公精心挑选的，合着改天换地，重新再来的意思。果然挺灵验，外婆每次生产，大人孩子平平安安。五个孩子也全都健康长大。

妈妈一出生，太外公（外公的爸爸）就给这孙女选好了做童养媳的人家，打好了银项圈等“陪嫁”，要把妈妈抱走，但外婆实在舍不得。她在老人面前苦苦哀求，千万给我留下一个女儿，我只要这一个，以后若是再生女儿，要送走，我绝无二话。当时大舅已经二岁，外婆还保证继续给大舅喂奶，新生的女儿只吃一半的奶。太外公心一软，就答应下来。可能因为外公是独子，也可能是因为曾经失去了一个儿媳，这第二个儿媳也格外看重一点，反正妈妈被留在了外婆身边。

以后每当外婆喂妈妈奶，太外公就要招呼他大孙子，“大崽啊，妹子在吃奶罗！”，生怕亏待了他孙子。外婆总把这事儿当笑话对我们说。

后来外婆连着生了三个，都是男孩，再也没有“去留”问题。太外公高兴，多子多福嘛。外婆也因为留下了这唯一的女儿而自豪了一辈子。

抗战期间，和奶奶一样，外婆也南下逃难，但外婆一家动身早了一年，是坐着船走的。背井离乡很是不易，不过比奶奶少遭一些罪。

解放时，外公其实并没什么钱了，但家里有些田产，所以划为地主成分，那以后的日子就十分艰难了。大舅二舅就都是很小就出去谋生，好在有点文化，两人都做会计。在大舅的支持下，妈妈和三舅读完初中，五八年两人同时从中等师范毕业。日子正要好起来时，外公因病去世了。临终前，外公念叨着三件事没做完，指我妈和两个小的舅舅还未结婚成家。就这样，外公带着遗憾，在艰难的日子中离世。

时光不能倒流，外公不知道，由他作主，为大舅成的家，可能恰恰是他最该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外公和我大舅妈的父亲是早年的挚友，他们约好要做儿女亲家。后来这位挚友去世，这对儿女长大成人，可大舅表示他不喜欢这女孩，但外公坚持自己当年对朋友的承诺。后来，婚是结了，夫妻感情却非常不好。他们生了一儿一女，而大舅妈在长期抑郁之后，就一病不起，七二年去世。中年丧妻的大舅和童年丧母的表姐成了我外婆的一大块心病。

外公去世后，外婆一直和在省城的二舅一起生活。二舅比我妈小两岁，他和二舅妈自由恋爱结婚。五八年到六二年，连生四个孩子，三男一女。两口子的工资都很低，四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加上二舅妈还要供养她母亲（听说是个饭量奇大的老人），就更加不容易。

原先外婆管买菜，大舅，三舅和我妈都给外婆生活费，但外婆不善于勤俭持家，量入为出，常常不到月底，伙食费用光，大家又要凑钱过日子。后来二舅妈买菜，妈妈和其他舅舅的钱，仍然给外婆，一部分是外婆的生活费，一部分外婆零花。其实，零花主要用在家里来来往往的亲戚朋友，因为外婆要另给二舅妈钱，供客人吃饭，还有买礼物之类。

为了钱，和家里的柴米油盐，外婆和二舅妈吵了十几年，尤其是大舅妈去世后，矛盾就更加突出了。大舅住在离二舅家几步远的另一处房子里，他是个不愿受家事拖累的人。他不愿开伙做饭，自己在单位吃食堂，儿子（我的大表哥）基本上从小就在他外婆家（我大舅妈的娘家）长大，女儿（我大表姐）是我外婆带大，后来就一直跟着我外婆和二舅一家生活。

大表姐与我二舅家最小的孩子（我的小表姐）生日只差二十几天，都是六二年生。大舅妈去世后，大表姐寄住二舅家，为了这两个孙女的不同待遇（家务做多少，吃菜多少），我外婆和二舅妈总是争吵不断。大舅一人晃荡着过日子，逢年过节，家里来了客人，有好菜时，外婆自然也希望大舅来一起热闹。这些，也都是吵架的原由。

在奶奶，爸爸，叔叔和婶婶的夹缝中长大的大表姐，后来和我在同一个城市上大学，我们常常在一起过周末。回忆往事，她总是感慨万分，不知自己是如何熬过那些艰难日子。我却总是非常庆幸，妈妈当年下放农村，把我和哥哥带在了身边。

奶奶

2009-05-09T13:31:00.001-04:00

奶奶生于 1905 年。她的童年过得很苦。家乡有个莫名奇妙的风俗：女孩子，一生下来，就要找个婆家，有的婆家有男孩，有的还没生出男孩来呢。女孩在襁褓之中就抱过去，由婆家养大。不论娘家是否有钱，大都这么做。估计，有钱的话，“陪嫁”多些，找条件好些的，希望日后对女儿好些吧。

奶奶婆家的养母对她还挺好，但养母很早就去世了，很快后母进门，奶奶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她要做很多家事。很累了，还要纺线，织带子（自家的织布机上，织很结实的窄布条，应该是卖钱用的）。有时累得打瞌睡，要挨后母打。好在这家的祖母，对她还好，会护着她一些，让她少遭了些罪。

奶奶被绑了小脚。因为开始得晚，没有绑成真正的三寸金莲，她的脚仍然要穿 30 码的鞋，但至少三个脚趾被折断了，是踩在脚板底下的。（我现在想起奶奶的脚，我的心都发颤。）后母后来生了男孩，但比我奶奶小太多。于是 16 岁那年，奶奶从她的“婆家”，嫁给了与她自己同龄的我爷爷。

我爷爷有四兄弟，老大和老四都有自家养的“童养媳”，老二（我爷爷）和老三的媳妇是外娶的。奶奶嫁到泥家时，我四奶奶 8 岁，后来她们两妯娌感情很好，我以后还会写点我四奶奶的故事。

爷爷读过几年私塾，成年后，据说是村里最好的劳力。力气大，又很能干。几兄弟成年后，家里有了些钱，我太爷爷打算让大儿子进城去做点生意。不料，老大胆小，不太情愿，于是我爷爷自告奋勇， 22 岁开始他的商人生涯。

奶奶 19 岁生我大伯， 21 岁生我二伯， 24 岁生我爸爸。后来生了两姑姑，但姑姑们，都是几个月大就抱给了别人家。我的大爷爷生了六个儿子。家里孩子多了，太爷爷就让我三爷爷在家开了私塾，教自家的一大群孩子。

本来不识字的奶奶，因为总听孩子们背书，她居然自己慢慢地学会了认字。不过，她只会认，不会写。可不能小看认得这几个字，后来奶奶一个人自己出门，走南闯北的，都不露怯。

爷爷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回家时间越来越少，和奶奶也越来越过不到一块儿。奶奶是苦出身，节俭惯了，过日子，省钱是第一位的，不懂得享受；而爷爷是个特别讲究的人。既会吃，又会做；材料，做法和用具，都有说法。爷爷去世后，我爸得了他老人家的水果刀，是至今我用过最好的。他还有一副象牙筷，现在被我哥“霸占享用”。

因为生意成功，爷爷有一次要大宴老家的亲朋，但奶奶不舍得多花钱，这件事没有替爷爷办好，两人闹得很不开心。后来，爷爷另外娶了二房，从此和奶奶就分开了。

抗战期间，我大伯跟着爷爷在外跑生意。奶奶带着二伯和爸爸，在家守着田产，直到日本人来到了家门口，才随着大家族，南下逃难。那时候，车船都雇不上，只能靠脚走。一路上的担惊受怕，艰难困苦，奶奶后来时常会和我提起。

抗战结束后，爸爸和二伯都在离家很近的省城里上高中，奶奶过了几年清闲日子。那期间，奶奶有一次“壮举”，自己独自一人，坐车去了另一省城，然后搭了飞机，去了爷爷和大伯做生意的大城市。至于奶奶是去看爷爷，还是看大伯，我不知道，反正，爷爷和奶奶没有重新和好。解放前夕，爷爷去了另一南方的城市，而奶奶却在家乡，经历着农会和土改的冲击。

奶奶时常会和我提到抗战逃难的经历，但对土改，她和爸爸，都从不对我讲起。反正田地和房子都分给了穷人。多年之后，老家的一个老太太，进城帮我带儿子，对我说了一些，我才明白，好多事情，奶奶和爸爸都不想让我们知道，我也就当这一切，不曾发生一样。不问也罢。

爷爷的成份，划为“工商业兼地主”。小时候看到爸爸填的表格，总要加个括号，写上“不戴帽子”，可能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意思。刚解放时，政策还好，他还做些生意，但后来一次次的运动，生意越来越难做，财产越来越少，直至最后破产。听说最后一笔生意，爷爷进了一车皮的西红柿，去了一个大城市，可人家就是不让卸货，结果一个也没卖，全部烂光。

爷爷和他的二房太太，后来的生活基本是靠我爸爸供养。爷爷身体好时，曾经去拉过大板车。我四爷爷女儿的儿子（我叫表哥，他叫我爷爷作二外公），去年见面时告诉我，他对二外公，可是印象深刻。他的洪亮的嗓门，张扬的性格，在一群板车夫里，很是不同。特别难忘的，在困难时期，二外公曾经给他买过糯米饭，拌白糖吃，那叫一个好吃。那时的表哥，以为拉板车是个好营生，像二外公似的，有钱买糯米饭吃。

爷爷后来身体差了，还摆过小摊子，帮人补凉鞋，也替别人带孩子。反正他总是尽量找事做，减少爸爸的负担。后来他实在不行了，出门走路，要带一个小凳子，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他和二房太太没有生孩子，那个老太太七一年去世。那之后，有人提议，让我奶奶和爷爷复合，但没有成功。后来我大伯和二伯的儿子，轮流照顾爷爷，七二年，爷爷去世。奶奶最后也没去见爷爷。
奶奶心灵手巧，针线活很漂亮，会裁衣服，缝衣服。拿着把尺子，出门给人做衣服，还能挣饭吃。后来爸爸工作安定些了，奶奶就跟着爸爸，尽管那时爸爸还没结婚。因为奶奶和大伯母，二伯母关系不太好，爷爷就数落她，不跟着有小孩子的媳妇带孩子，跟着个没孩子的单身儿子，算是怎么回事？

我哥出生时，爸爸妈妈还两地分居，隔了很远。奶奶为了带我哥，离开爸爸，搬过来和我妈同住。爷爷给我妈打预防针，说这个婆婆不好惹。妈妈说，我肯定不会和她吵的，你放心。几年下来，果然婆媳看起来相安无事，这婆媳俩，花了多大的功夫，互相忍让，外人就不太清楚了。

文革期间，奶奶被赶回乡下老家，然后我们又下放去了小泥山。奶奶的小脚，走不了山路，所以爸爸没接奶奶一块儿去。七二年，我们搬离小泥山，奶奶就来到当时在银乡我们的家，除了97年爸妈出国和我住了一年，奶奶一直和我爸妈住一起。2000 年，奶奶摔了一跤，卧床一个多月后，奶奶在家里睡梦中去世，享年 95 岁。

在小泥山的日子里：后记

2009-05-08T01:07:00.001-04:00

七二年夏天结束，我们搬离了小泥山。似乎爸爸妈妈和哥哥都不怎么惦记那个地方，唯有我，上大学离家之后，离开小泥山越来越远，想要回去看看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

我出国之后，哥哥遇到一个泥大队的人，说是因为修水库，小泥山全村人，都已经搬迁了。整个村子已经全部被淹到了水底，我再也回不去了。

我不知道如何描述心里的感受。记得电影《青春祭》吗？那个片子，就象是为我拍的一样，尽管我比片子里的知青要小很多很多，但贯穿全片的那股淡淡的忧伤，引我共鸣，让我心痛，久久不能忘怀。还有那首很特别的主题歌“青青的野葡萄，淡淡的小月亮，妈妈发愁了，怎么做果酱…”，那旋律和着歌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悠悠扬扬，永不消逝。

大约五六年前，我开始上文学城，先是看新闻，然后是论坛，为了偶尔冒泡，先后注册了几个网名，用得少，就忘了，直到用了“小泥山”，就一直没换过了。一个多月前，为了网上的一场争斗，开了博客。因为这个网名，十分自然地，我有了写下这段小泥山的记忆的愿望，虽说零零散散，但在我心里，一直是最最珍贵的回忆。

写下这段记忆，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抛我这几块小砖，引出我老爸的美玉。近几年，我总想让爸爸写点家族史，催来催去，也没个动静。我的爷爷，生于1905年，兄弟4人，是个大家族。我父亲，是他众多的堂兄弟姐妹中，记性最好，对文史又最有兴趣的人。我的家族史，见证着中国的近代史，而我的爷爷，又是一个经历很丰富，个性很有色彩的人。他的故事，一定非常有意思。

但目前我几块砖头下去，爸爸仍然没有要动笔的意思。我的好友劝我说，别逼你爸了，老人家，咱们应该逗他们高兴才是。回忆往事，大都伤心动肺的，你还是歇歇吧。是啊，在那动荡的年代，家族的兴衰，一定充满了辛酸血泪。往事不堪回首。如果爸爸宁可将那些可怕的记忆遗忘，我应该尊重爸爸的意愿，就让往事随风飘散吧。

在小泥山的日子里 (5) ：生病

2009-05-08T01:05:00.002-04:00

不记得是哪一年，妈妈生病了。村里人用两根竹竿，绑着把竹椅子，把妈妈抬去山下的公社医院。爸爸照例不在家。泥大队的田阿姨来了，给我们兄妹蒸了鸡蛋，照顾我们吃饭。她泪汪汪的说，“好可怜的孩子。”可我好像木木的，不太明白怎么回事，既不害怕，也不伤心。不过，田阿姨那忧伤的面容和眼神，我却一直记得。当时候伯伯应该也是在的，他是医生啊，不过，我没有了印象。（注：问了妈妈，那时我四岁半，还真不怎么懂事的时候）

我和哥哥当天去了泥大队，住在候伯伯家。候伯母个子很高，很慈祥。他家有三个比我大很多的女儿，最大的没下放，留在省城，两个小的在山下的泥公社中学读书。我不怎么记得在候伯伯家的日子，反正，伤心委屈是没有的，只记得我说候伯母做的萝卜干好吃时，她那笑眯眯的模样。

几天后，候伯伯带着我和哥哥回到小泥山，住在我们自己家，等着妈妈回来。那天，一个多小时回家的路，我印象特深，因为候伯伯总有办法逗得我们好高兴。哥哥好像一路蹦蹦跳跳，我走一会儿，候伯伯背一会儿。山区的农田，因为靠山，形状很不规则。我发现了一块特别特别小的田，就说，这块田应该是我的，因为我最小啊！候伯伯立刻表示赞同，可把我美得，四十年都没忘记！

好在妈妈那次没生什么大病，十来天后就回了家。在小泥山的那几年，哥哥基本不生病，但我却经常感冒，发烧，牙疼，肚子疼。妈妈有些常用药，对付对付，有时,候伯伯会来，给我打针。最严重的一场病，是在七二年春的一天。

不知为什么，我那个晚上开始，吃什么，吐什么。喉咙里干得像火烧一样，不停地要喝水，可一喝，就吐。一直吐到人完全没有了力气。到半夜时，我只能是躺着喝，躺着吐。看见我那虚弱的样子，爸爸妈妈完全慌了手脚。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了爸爸的眼泪。我只记得自己迷迷糊糊的，弱得连害怕的力气都没有了。

半夜一两点钟时，爸爸决定不能干等下去，他要连夜赶往泥大队，叫候伯伯过来。深夜独自走山路，连山里人都觉得危险，更何况，爸爸还是个高度近视眼。路上要过独木桥，加上常有的毒蛇，和偶尔听说的豹子，野猪之类的猛兽。可爸爸顾不得那么多了，带上手电筒就匆匆上了路。
天不亮，爸爸又回了家，说候伯伯天亮就会来。爸爸不肯在泥大队等天亮，摸着黑，冒险也要回来守着我，大概也是怕妈妈担心吧。

候伯伯来了后，不慌不忙地说，“妹妹没事，急性胃炎。不用打针吃药。只要给她不冷不热，不稀不稠的粥，不快不慢地喂，就会好的。”看我妈不放心，他说那我给她打一针吧。后来我就一次也没吐了，几天以后，我真的好了。

爸爸后来从未和我谈起，那个夜晚他的泥大队之行，但我听见候伯伯对别人说，“那个晚上，老泥一见我，就哭啊，说是妹妹不行了，要我赶紧去看她。他说这两个孩子，可一个也少不得。我让他等天亮，他也不干，急急忙忙就走了。”

小时候的我，听见候伯伯的话，不怎么懂得心疼爸爸，反而自己有点小小的得意。原来爸爸把我看得这么重，我还不知道呢。成年后的我，想起那个夜晚，总觉得有一天，我要问问爸爸，当他独自一人，行走在漆黑的山路上，为女儿的生命担忧时，他在想什么？他有没有诅咒过干部下放政策，甚至最高领袖？要知道，我们下放前的家，离省儿童医院，可只有几分钟的路。

我的直觉是他没有诅咒任何人。下放干部，政策一变，就可能回城。但那些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呢，难道他们的命，就那么不值钱？

在小泥山的日子里 (4) ：回家的路

2009-05-08T01:03:00.001-04:00

哥哥在小泥山，从近七岁长到十岁多，学了很多本事。乡下孩子干啥他干啥。砍柴早就是他包了，我就不记得爸爸妈妈砍过柴。有一次，他跟着一些老乡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采木耳，好象还在野外住了一晚。小泥山盛产毛栗子，一种小号的板栗。长在一个有点扎手的毛茸茸的球里，要带护手和夹子去树上“打”。新鲜的时候，用脚踩踩，把扎手的毛踩软了，剥开里面就是一个小栗子。再去硬壳，软皮，就可以吃了。哥哥每年去打毛栗子，我大了些后，他也带我去打过。风干后的毛栗子更甜，炒熟后就更香。红薯干和毛栗子是当地老乡的营养零食。

在小泥山，我吃过真正野生的猕猴桃，只是当地人不叫它猕猴桃。出国之后，只要听见国外的人说Kiwi源自新西兰，我总要宣传一下：我在中国的山沟里，吃过野生的猕猴桃，就是Kiwi。那肯定不会是从新西兰移到中国去的。

还有一种紫黑色的，长在地上的小果子，很甜，应该就是蓝莓吧。妈妈嫌脏，也怕中毒，不让我们随便吃，但我和哥哥总是忍不住。吃完那果子后，舌头是兰紫色的。每次犯了规，还留下了罪证，回家总是有点忐忑。不过，妈妈好像从未追究，不知是没发现，还是她睁只眼，闭只眼地放我们过关。幸运的是，那几年我们跟着乡下孩子满山吃，还真没出什么事。

山里的日子毕竟是太苦了。每年春节，妈妈总是不顾一切地要带我们回省城的外婆家过年。外婆家有四个舅舅，加上六个表哥表姐，又是吃，又是玩的，自然十分高兴，但我们回城的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七二年初。爸爸从他工作的工地上，直接回省城。妈妈在山上，听天气预报说是要下大雪，赶紧趁大雪封山之前，带着我们兄妹下了山。因为雪太大，所有的长途公共汽车都停开，我们被困在了山下的小旅馆里，一住就是三天。我们三个是旅馆仅有的客人。妈妈把粮票都全用光了，只好问旅馆工作的一个好心的师傅借了一些。

第四天，雪基本停了，但长途公共汽车仍然不通，妈妈便决定我们步行往前走，目标是铁路边的小城雨镇，兴许能碰上好心的司机，带我们一程。但路上积雪太多，车祸时有发生，一路就没见几辆车开过，也没人愿捎上我们。

第五天中午，我们到了一处小镇，找了个旅馆住下。管事的一男一女对我们很不热情，怪怪的。没过一会儿，那个女的对妈妈说，镇外的桥头上，有一辆货车要去雨镇。妈妈一听，就像看见救命稻草一样，赶紧让哥哥先去桥头，看见有车的话，千万请司机等等我们。妈妈用扁担，挑着两个小行李包，带着我在后面追。因为过于慌乱，包还从扁担上掉下来一次，包里的东西掉了一地。

等哥哥回头来，说桥头上啥也没见着，妈妈在路边好好地歇了口气，然后才意识到，旅馆的那个女的，可能是故意骗我们的。不知为什么，那两人不愿我们在那儿过夜。因此妈妈临时决定，我们接着走吧，走到下一个镇子去。我和哥哥，乖乖地跟着妈妈，但那段路，可真长。天都快黑了，还没到，我是又累又饿，终于哭了起来。没想到，妈妈也跟着我哭了起来。

“妈妈，不哭，不哭！”

“妹妹不哭，妈妈就不哭。”

我很快把眼泪憋了回去，我们继续前行。等终于走到时，已是晚上八点。妈妈说，那天我们从早到晚，走了二十六公里。那时，我不到七岁，哥哥不到十岁。

第六天，我们终于搭上了一辆便车，坐了十八公里，到了雨镇，可以坐火车了。但买票不难，上车难！车门前的那个挤啊！多亏一个好心的陌生叔叔，护着我们娘三个，我们才挤上了车。为了帮我们，那叔叔还和后面的人大声地吵了起来。我们上了车后，车上依然很挤。记得哥哥的书包带子断了，书包没了，他都不知道。那里面，可有我们盼了好久的油条呢。当然，书包是找回来了，还有好心人，挤出一点地方，让我坐了下来。

那些曾经一路帮过我们的人可能想不到，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在念着他们的好。我无法直接回报他们，特在此对所有无私帮助过老弱病残的好心人，深深地鞠一躬，愿好人一生平安。

前前后后总共花了六天，我们才到了外婆家。爸爸从他的工地，轻轻松松地，几小时火车就到了。我知道，在亲戚朋友中臭脾气出名的爸爸，为何在妈妈发脾气时，只有喘气的份。当然，妈妈从来都不是无理取闹的人；不过，更重要的恐怕是，爸爸知道，这辈子他欠妈妈的太多了。

在小泥山的日子里 (3) ：改善生活

2009-05-08T01:01:00.001-04:00

来到小泥山后，爸爸并没有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而是去了离家很远的水库工地。记忆中爸爸只是偶尔在家。

妈妈是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柔弱女子，天知道她当时怎么有胆量，跟着爸爸到那么远的深山沟去。原本可以选择和她省城的同事一起，下放到三十公里远的条件好得多的地方去，但她当时以为下放是一辈子的事，根本回不了城的，所以决定无论如何，全家必须呆在一起。

没料到，结果是她一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在了深山沟。尽管如此，我从未听到她对自己的遭遇有过一丝抱怨。她只是用自己的坚韧和顽强，默默地做着一个母亲和教师所必须做的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每次妈妈下山，去公社赶集，领工资（不幸中的万幸，下放干部是拿工资的），回来时只能挑二十斤的东西上山。一般是十斤米面，另十斤是肉，蛋，油，等等副食品，当然一定有我和哥哥喜欢的麻花。麻花是公社街上的小饭馆做的，又香又脆，我们每天早上一人一根。哥哥吃得快，然后常常问我借个一两口，几十年了，还没见他还。

每下山一次，妈妈的筋骨要痛三天。有一次，妈妈买好了所有的东西后，看见了一个卖西瓜的。这下她可为难了。一个五斤重的小西瓜，买吧，恐怕今晚上不了山，半路就累趴下了；不买吧，又实在舍不得走开。幸好那天碰上了几个小泥山的老乡，妈妈赶紧买了西瓜，托他们带上了山。当地年轻的妇女，能挑八十斤上山，男的就要上百斤了，所以，加上五斤，不算太困难。我早已不记得那个西瓜的滋味，但妈妈给我们吃上了西瓜的那股子高兴劲儿，永远也忘不了。

小泥山各家都有自留地种蔬菜。妈妈好学，爱动脑，加上人勤快，菜园子种得和老乡不相上下。我们种过萝卜，芋头，红薯，南瓜，茄子，辣椒，青菜，空心菜，韭菜，苋菜，菠菜，等等。萝卜丰收时，妈妈就学着做萝卜干。我们还曾试着养过两次鸡。可惜，一次被狐狸给吃了，一次被洪水给冲走了。

为了增加食物的花样，妈妈学会了自己做馒头。她从公社那家做麻花的饭馆里，要来一团“老面”，就是发过的面。用“老面”做引子，加水发新面，发好后，还要放些碱，再做馒头。每次从发好的面里，再留出一小团作“老面”。这团新“老面”，妈妈总是大度地让我玩个够。捏来捏去的，过够了瘾，就放到碗柜里的一个带把儿的小铝杯里，留待下次再用。

更大的工程是做饺子。妈妈教我和哥哥学会了擀皮子，她负责包，当然和面，备馅儿也是她的事。爸爸在家的话，他管做面胚子，煮饺子，外加讲故事。反正，做一次饺子，一家人忙上大半天。哥哥可以吃好多好多，回回都象过节一样。

在小泥山的日子里 (2) ：开门办学

2009-05-08T00:55:00.002-04:00

小泥山是泥大队的一个生产小队。我们在泥大队住了几个月后，全家搬到了小泥山。在那儿，我们是唯一的一家下放干部。村里有二十来户人家，一百来口人。

那是个非常偏远，落后的小山村。没有公路，没有电。所有的东西上山，全靠肩挑。从公路边的泥公社走到小泥山，大人也要两三小时。我们全家上山，走走停停的话，要四五个小时。我五岁多，第一次自己走完全程，回家后洗脚时说：“我的脚好胖哦！”。哪是胖，是脚走肿了！

山里人，天性淳朴，对城里人很好奇，加上爸爸妈妈都不戴“帽子”（不是右派或反革命），所以老乡们对他们没有歧视，更多的是尊重。下乡时，家里特意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百元钱，据说当时是笔大钱）。每天晚上，总有几个老乡会来我家，坐在煤油灯下，听听收音机，聊聊天。开始时，他们总想着怎样把那盒子里的一男一女（播音员）给抓出来，后来也就见怪不怪了。

妈妈办起了小泥山的第一所小学。二十来个孩子，五个年级（四五年级，只有一两个孩子）。一个教室，一块自制的黑板。桌子，凳子都是学生自带。

我不够上学年龄，但没处可去，自然常在教室里呆着。妈妈给学生提问时，他们答不上，我总在旁边帮忙。妈妈一看，孺子可教啊，“泥妹妹，回家拿纸笔，来上学吧！”。就这样，我成了最小的小学生。我认字，算数，比一般的孩子强，就是不爱写字。不抄课文，做应用题时也不抄题。逼我的话，就放赖哭鼻子。

妈妈除了教语文，算术，还教唱歌。《我是公社小社员》，《路边有颗螺丝帽》，等等，加上当时的样板戏，好不热闹。体育课也上，跑步，跳绳，做广播操。那时没电视，记得妈妈就是照着广播操的图解，一节一节地自己学，然后教我们。高年级的时候，还教打算盘。

妈妈最差的是图画。我不记得她画的任何东西，唯一有印象的一次是要我们写美术字。还好当时教育局没人管，不然，作为美术老师，妈妈肯定是要“下课 ” 的。

记得妈妈还搞“开门办学”呢 ! 小泥山有很多茶树，泥大队有一个茶油厂。收茶籽的季节，妈妈带着孩子们上山捡茶籽。近的地方会带我去，远的地方就不让我跟着了。有时，他们一走，就是一整天。茶籽卖来的钱，用于学校的用具和教材。为了鼓励多劳多得，好像还给孩子们提点成。隐隐约约记得哥哥是得过钱的。那里，有钱也没地方花，最近的集市也要走几小时，所以我印象不深。

我和哥哥在小泥山小学的学习生涯于七二年春天结束。因为学生越来越多，领导决定小泥山只开一至三年级，四五年级必须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泥大队的小学去。我正好要升四年级，哥哥升五年级，妈妈就只好让我们在家自学，其实就和失学差不多了。七二年的秋天，全家搬离小泥山。

在小泥山的日子里 (1) ：初到山沟

2009-05-08T00:53:00.003-04:00

离开泥省城的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泥大队。泥大队是个深山沟，人口大概几百人吧。同行的有泥省其它一些单位的下放干部，加上一些下放知青，大家过集体户的日子。

去的路上一路爬山，我哥走着走着就说：“妈，怎么还摸不着天啊？”。我基本上被抱着上的山。据说半道上叫：“妈，我要回家！”住下后的第二天一早，我还叫我哥：“快点起床啊，不然买不着油条了”。呵呵，哪还有油条卖？只有锅巴粥喝了！

我比较有印象的另两家，一是候伯伯，他是省医学院的讲师，另一个是田叔叔，应该是爸爸设计院的同事。

孩子们都喜欢候伯伯。他很风趣，可以随便欺负他。我哥最爱和他下棋了，因为他老让我哥赢。不象我爸，从来不肯让，还吹胡子瞪眼睛地发脾气。

田叔叔的眼睛不好，不转脖子就看不清两边的东西，走路也看不太清楚地下。所以总是把腿抬得高高地，走得很慢很慢。他有句顺口溜，谈走山路的感觉：“上山汗淋淋，下山脚弹琴。”到现在我上下高楼楼梯时，总会想起这话和他走路时的样子。

集体户大家轮流做饭，男的负责加柴烧火。煮大锅饭时，水开了后，要转小火。如果是我爸管火，他是三下五除二地就把火给灭了，大家只好吃生饭；如果是田叔叔管火，等他把火灭了，饭都糊了。这两人是在厨房里最笨手笨脚的，总是大家说笑的对象。

我们刚到泥大队时，应该是农闲季节，没什么事。据说有几个知青喜欢把我当玩具玩，把我放在簸箕里称体重，拿尺子量眼睛大还是嘴巴大，睫毛多长，等等。

我是个乖孩子，做过一件坏事，是把家里一个装糖精的瓶子拿去玩，糖精倒掉装上沙子。我不记得这件事，但是我记得那个瓶子，小小的，透明的椭圆柱形，很独特。确实很吸引人。现在我女儿要是看上我厨房里的小勺，小碟，小碗之类，我都特理解，拿去玩吧！结果家里常常是满地的小玩艺儿。

妈妈在文革中学会了做衣服。我们家的蝴蝶牌缝纫机也跟着我们下了乡。记得田叔叔的妻子，田阿姨，在泥大队的时候，跟我妈妈作徒弟。那时的我，常常静静地看着妈妈和田阿姨在缝纫机旁忙碌，虽然吃的和住的都很差，但我的心里，快乐而平静。

文革琐事

2009-05-08T00:49:00.000-04:00

六八年下放之前，我们住在爸爸工作的省设计院里。文革一开始，奶奶就被赶回了原籍。听说从原籍还来了一帮人，要抄我们的家。设计院的领导没让他们胡来，只是要爸爸把爷爷给的东西拿出来交给他们。家里别的东西，是爸爸工作后的工资买的，与剥削阶级家庭无关。如此看来，那个领导，还讲点政策。

爸爸有很多书和邮票，他非常自觉地把东西全都搬去了办公室，让造反派有兴趣到那儿找“封资修”去。据说后来也没人动他的东西，他又全都搬回了家。文革后，他告诉我说，当时烧掉了几十张有蒋介石头像的邮票，可惜！

爸爸个性认真，脾气急躁，同人说话，还喜欢用反问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加上口音南腔北调，工作中有时会和同事发生争执。好在，他秉公办事，争执起来，也是对事不对人，所以，他没有真正的宿敌。文革中，造反派看我爸爸出身不好脾气还这么丑，专门把他的挡案找来，想弄出点东西来斗斗他。这时候，哥哥闯祸了。

爸爸出差时给哥哥买了一个小塑料画卡，画卡转动方向，会有不同的画面。他当然很喜欢，拿到外面玩，玩着玩着就找不到了。然后，他见一年轻的工人拿着他的小画卡，正看来看去呢！他就上去问那人要。那人不乐意，一扬手，把那画卡扔旁边垃圾堆去了。哥哥跑去找，没找着，急了，手上正好有一尖尖的小竹片，回头就朝那人大腿就刺了过去。呵，这一下，围上来好多人，对着我哥吼：“谁家的孩子，小小年纪，这么凶啊！”他不过五，六岁，那一刺，破了人家两层裤子，腿上的皮还出了血！

等我妈听见邻居叫，去领我哥时，只听见他一遍遍重复地说，“他扔了我的东西，他扔了我的东西。”有人听清了，人群慢慢地才散了。那时候的政治气氛，一个家庭成份不好的臭老九的儿子，居然这么狠毒地攻击一个工人阶级，什么大帽子给你扣上也不为过！虽然后来侥幸没出什么事，但那种人人自危的气氛，多年以后妈妈谈起，依然心惊肉跳。

院里一家邻居可没我们家幸运。一天，妈妈在家，听见走廊里有人气势汹汹地问，“哪家姓泥，哪家姓泥？”然后一伙人就冲进来，对妈妈喝到：“你儿子的作业本呢？拿你儿子的作业本来！”我妈说，“我儿子才五岁，还没上学，哪来的作业本啊？”后来他们到另外一家姓泥的家去了。虽说又是一场虚惊，可妈妈说，那些人，和你说话的时候，那种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的态度，真让你觉得，活着，是一种耻辱。

据说，那家的儿子，因为写“反动标语”，遭到批判。他才六岁！疯狂的年代，疯狂的人群！那孩子后来脾气就一直怪怪的，不合群。恢复高考后，也没听说他考到了哪里。

愿文革永不再来。世上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

小泥山其人

2009-05-08T00:47:00.000-04:00

我六十年代出生，七十年代上大学，八十年代工作，结婚，生儿子，九十年代出国。然后，学习，定居，工作，买房，生女儿。海外大陆同龄女学人大都和我一样。如今儿子成年，女儿刚上二年级。本以为女儿十八岁以前我是不会开博的。一个偶然事件，开了，也就不想关了。

乌龟师傅说的，“一切都不是偶然”，深以为然。

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教师，一个哥哥比我大三岁。一九六八年，全家从一省会城市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一住就是四年。那是我童年开始懂事的地方，物质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有父母全心的爱和哥哥的陪伴，我依然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

那个村子的名字，就叫“小泥山”。

跟着年轻人闯天下

2009-05-07T23:43:00.005-04:00

没想到会开博客，更没想到还会给博客搬家。

哈哈，人还不算老，心还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