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起来155岁的爸爸妈妈昨晚平安到达，一路顺利！
耶~~~~
2009年6月4日星期四
drunkpiano : 一万零一年
1.
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一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只有13岁，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2.
但仍需纪念。因为那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和自由、热忱、理想主义等人之为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离自由、热忱、理想主义比20年前更遥远。重温那个数字，就等于一个民族重访那个可能的自己。
3.
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 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 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嗯，真稳定，一天只有246起。
哪像台湾，那么乱，每天立法院的人都在吵架，有时候还打架。我们多稳定，一天只有246起群体性事件。而且一天246起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报纸上、电视上还只有两个飘逸的大字：和谐。
一直不明白那些笑话台湾民主的人其优越感从何而来。人家把一个发霉的包子放在桌上，我们把十个发霉的包子藏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家比他们家更干净，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证毕了是吗。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
6.
扔鞋那天我去听了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走出演讲厅，看到门口两堆人，确切地说一大堆人和一小堆人。一大堆，是“热烈欢迎”的中国学生，几十个。一小堆，是前去抗议的某功人员，三五个。
几十个那堆朝气蓬勃，说说笑笑，有人高喊：“他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三五个那堆，面无表情，年龄不等，看上去像中国大街上的民工，没准还真是雇来的民工。
那天刚下过大雪，又或者还在下雪，记不清了。我猜着雪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开始泪眼朦胧，因为被那三五个人的脸和脸上的辛酸震动，因为这些或者因为迫害而流落至此或者因为贫穷而寒风中驻足的人，也可以被叫做“同胞”。
然后身后传来那一大堆人欢快的齐声口号：“祖国万岁！统一万岁！”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7.
曾经看过柴静mm做的一期《新闻调查》节目，采访的是一个河北监狱的杀夫女囚犯们。女囚们似乎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长期承受野蛮的家庭暴力，找当地干部，干部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不管，找妇联，妇联也不管，最后这些女性忍无可忍，杀了老公。
看了这个节目，我就琢磨，不是说天朝“治理能力”很高吗，“治理能力”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后来看了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就知道“治理能力”都跑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纪念对于我，不是关于过去，关于清算，关于复仇。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救赎。如果一个国家纳税人的钱不是用于帮助被欺辱的弱者，而用于雇佣打手殴打记者，它还有未来吗？它的未来是你所想要的吗？你真的仅仅因为到处插满了摩天大楼，就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吗？你真的会仅仅因为一个贵妇开宝马和拎LV，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她吗？
8.
上面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使有960万平方公里，16亿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他们可以随时定位到你，跟踪你，骚扰你。结论当然是，您是老大，别人都不是您的对手。
但，雨果说过：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让我们大声念一遍：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9.
“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追梦人》
对那年夏天，确实没有多少悲情感。一是因为当时年纪小，只有13岁，但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一切“群众运动”有天然的隔阂感。总觉得那年夏天的学生和66年夏天的学生是同一批人，不过是赶上的“班车”不同而已。
2.
但仍需纪念。因为那个数字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和自由、热忱、理想主义等人之为人的品质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离自由、热忱、理想主义比20年前更遥远。重温那个数字，就等于一个民族重访那个可能的自己。
3.
上周末在朋友家聊天，说到中国的犬儒主义。
“The saddest part is not they don’t care, because I can understand the indifference, short-sightedness and the complete devotion to private life. The saddest part is that they hate people who care.”
这里说的“they”不是指“他们”，是指已经发了的、正在发起来的、梦想要发的、也许永远不会发但孜孜不倦追求发起来的，“你们”。
“你们”常说的话包括：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肯定又是民晕分子在造谣。”
“上海比纽约还要高楼还要多！”
“你以为美国真的很自由啊。”
“为什么你总盯着中国的阴暗面！”
关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我一直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是说鲁迅当年不应该写那些文章，而应该当个农民老老实实种地吗？是说看到电视上的人大代表们在大会上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便感到由衷欣慰，因为他们一点也不“空谈”所以真的很“兴邦”吗？ 发两句议论怎么就“误国”了呢？ 耽误了国家上哪趟车去哪个站一共耽误了多少分钟呢，造成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多少呢？
4.
据说那一年之后之所以需要高压，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据《瞭望》报道，中国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为9万件。也就是平均每天246起。
嗯，真稳定，一天只有246起。
哪像台湾，那么乱，每天立法院的人都在吵架，有时候还打架。我们多稳定，一天只有246起群体性事件。而且一天246起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报纸上、电视上还只有两个飘逸的大字：和谐。
一直不明白那些笑话台湾民主的人其优越感从何而来。人家把一个发霉的包子放在桌上，我们把十个发霉的包子藏在桌子底下，所以我们家比他们家更干净，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证毕了是吗。
5.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的，你们坐在北京上海“比曼哈顿还密集”的写字楼里或直接坐在曼哈顿的写字楼里，窗明几净的实验室里，热气腾腾的餐馆里，或者某酒店的“水疗室”里，新闻联播前，怎么会看到这每天246起“群体性事件”呢？既然你们没有亲眼看到，它不是反华媒体的谣言又是什么呢？那些信谣传谣的民晕分子们不是在“空谈误国”又是在干什么呢？竟然还有人为这些人提供法律援助、经济援助、要“不顾当地政府的劝阻”采访他们报道他们？说，拿了美国主子多少钱！
真的，The saddest part is not you don’t care. It’s that you hate people who care.
我因此怀念那年夏天，那个空气中充满自由、热忱和理想主义的夏天。
6.
扔鞋那天我去听了演讲。演讲结束之后走出演讲厅，看到门口两堆人，确切地说一大堆人和一小堆人。一大堆，是“热烈欢迎”的中国学生，几十个。一小堆，是前去抗议的某功人员，三五个。
几十个那堆朝气蓬勃，说说笑笑，有人高喊：“他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三五个那堆，面无表情，年龄不等，看上去像中国大街上的民工，没准还真是雇来的民工。
那天刚下过大雪，又或者还在下雪，记不清了。我猜着雪地小心翼翼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开始泪眼朦胧，因为被那三五个人的脸和脸上的辛酸震动，因为这些或者因为迫害而流落至此或者因为贫穷而寒风中驻足的人，也可以被叫做“同胞”。
然后身后传来那一大堆人欢快的齐声口号：“祖国万岁！统一万岁！”
你说，这些孩子，这些青春靓丽的孩子，如果早生20年，站在当年那个广场上，他们又会喊些什么呢？
7.
曾经看过柴静mm做的一期《新闻调查》节目，采访的是一个河北监狱的杀夫女囚犯们。女囚们似乎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长期承受野蛮的家庭暴力，找当地干部，干部不管，找派出所，派出所不管，找妇联，妇联也不管，最后这些女性忍无可忍，杀了老公。
看了这个节目，我就琢磨，不是说天朝“治理能力”很高吗，“治理能力”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后来看了这个故事和这个故事，就知道“治理能力”都跑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这个纪念对于我，不是关于过去，关于清算，关于复仇。它是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救赎。如果一个国家纳税人的钱不是用于帮助被欺辱的弱者，而用于雇佣打手殴打记者，它还有未来吗？它的未来是你所想要的吗？你真的仅仅因为到处插满了摩天大楼，就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吗？你真的会仅仅因为一个贵妇开宝马和拎LV，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她吗？
8.
上面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纵使有960万平方公里，16亿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他们可以随时定位到你，跟踪你，骚扰你。结论当然是，您是老大，别人都不是您的对手。
但，雨果说过：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让我们大声念一遍：There is nothing more powerful than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9.
“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
——《追梦人》
2009年6月3日星期三
史迷 : 心系六。四
Source: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teatime&MsgID=232969
六。四二十年了，第一次写纪念文章。不是不能为，是不想为。
二十年前的四月，刚刚从美国移民到加拿大(大概是出国学生中最早的一批)，还没来得及把家安定下来，就赶上了胡耀邦逝世，和后来的学运。天天看电视，看CNN和CBS(我喜欢 Dan Rather)，一直看到六。四。
和国内的同学没少打电话，尽管那时的电话费死贵。五一七大游行后，收到三个在部里工作的同学同天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来没这么兴奋过：百万人支持学生，中国有希望，GCD会改正错误。六四后，又收到其中一个的电话，说要托当海员的同学给我带些东西，希望我妥善保存。
以后，我天天等待着。直到一天，一个同学从温哥华港口打电话找我，才收到了所托的物品。回家打开一看，是四盒彩色幻灯片，总共146张，从五一七到那天晚上。看过后，激动不已，这是当事人留给历史的真实记录。我把它们珍藏在避光密封的铁盒里，一直到今天。
不想写东西的原因是，对学运的评价，随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渐渐地批评多于肯定，先是在国内，满满移到海外。特别是那几个学运领袖在海外表现出人本性中龌浊的一些侧面，和中国日益成为能说“不”字的强国，人们更倾向于学运不是好事，和不镇压，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的认知。好像罪恶地杀死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是不得已的行为，是为中国今天的繁荣(真是高瞻远瞩)；而绝食请愿的学生，倒是在黑手操纵下引起动乱的罪魁。
说实在的，六四后，听到李鹏和北京那个书记对学运发出的指责，我并不吃惊：他们不这样宣传，活不下去。但二十年来，这种指责越来越多地从当年的参加者口里说出，而且口径一致地质疑当时的学生，才真让我感到悲哀。
这两天，又看了一遍那些幻灯片，真可惜了那些年轻的时光和生命！
**********************************************************
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很多单位的领导和民众，明知说过一些批评GCD话的人，是无恶意的，是真心向党交心。当上级指标下来时，不得已定了很多人为右派；有的人甚至是在去厕所时，被大家“推举”的，因为谁也不想当面把个清白的人指责为右派。
当时大家都明白太多的右派是冤枉的；但正在运动风头上，先委屈一下，也是为党好，为国家好，为个人好。“母亲决不会冤枉自己的孩子”，感人至深。
但到了1966年的时候，当年的右派，有哪个是被冤枉的？经过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人们纷纷与被“错划”的右派划清界限，直把右派推进和地富反坏为伍的黑五类中，狠批狠斗。再到为他们平反，承认是错划，又经历了苦难的十二年！
这就是政治宣传的巨大作用，人们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良知！过去是为帝修反的包围和革命化，现在是为中国的强盛，对错和曲直，都是可以任由摆布的。
**********************************************************
一个朋友说，我以前很认同学生运动，痛恨镇压。但了解到那几个领袖的真相后，感到恶心，也改变了对六四的看法。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我听到过不止一次，一人。
在广场上上万的学生和北京上百万的市民，工人，干部，都是为了那几个学生领袖而绝食的？而参加五一七大游行的？再问问自己，当时是怀着什么心境参加学运的。
这好像是说，我看到了汪精卫当汉。奸的丑态，就改变了我对他刺杀摄政王的尊敬，以至失去了对辛亥革命前期活动的认可。说这样话，不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可同样的逻辑，却是指责学运的借口。
**************************************************************
赵紫阳在搞政治投机，利用学生运动分裂党，有这样的指责。学生开始时，是涉及到了赵的两个儿子官倒，但同时也涉及了邓大人和王震的儿子，甚至有一个长长的父子关系对照官倒名单，几乎涵盖了中央的所有大老和新贵。
显然，矛头不是对准赵一个人的，说赵为两个儿子着急上火，去投机，是不成立的。赵当时是党的总书记，是军委的副主席。他只要不公开顶撞邓大人，他就是中国名符其实的第一把手。他用得着投机吗？就是投机，也要投太上皇所好才对！唯一能动摇他地位的，是邓对他的反感，或惹火烧身。能从小县委书记一路爬上来的他，还不懂这个？再不懂，看看前任胡耀邦就是了。赵投机，利用学生，为那般呢？
*********************************************************
赵在5月17日的邓家御前会议上，讲过为什么要对戈尔巴乔夫当众讲邓小平是我党的最高决策人的原因，也表示如果伤害了小平同志，他道歉。这个谈话，中央文件和各类书籍都提及过。批评赵的人，不妨先想想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
邓完全可以保留总书记或主席的地位，假如中国的改革少不了他掌舵。表面上退下，却执掌着说一不二的大权，只会带来混乱和灾难。如果批评赵分裂中共，分裂实际是从这个决定开始的。
对邓大人，我自己一直是感激和尊敬的。从个人得失看，没有他的政策，我家境不会改变，我不能上大学，不能出国。从国家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是在他领导下实现的。他对中国人民是立下功的，所以他也无愧地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但他确实在毛泽东之后，又一次迫坏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又一次成为“太上皇”。(他最后认识到这个错误，自我解除了权力，停止了终身制，是值得赞扬的。)他的醒悟来的晚了些，六。四就是他和他的同事破坏中共制度的直接恶果。赵有责任，但不是起决定作用的。
*******************************************************
六。四镇压，造成了中共政治改革的大退步，使和平进行社会变革和GCD的自身净化，都无法进行；使民众，尤其是官吏干部的道德观扭曲。不想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都知道，现在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腐败时期，而且还有越加严重的发展。
批评学运的人，说这是学生过早追求“民主”的结果，说中国社会还未成熟到实行民主的阶段。实在是本末倒置。学生的要求，直到戒严之前，还只是反官倒，反腐败，推动政治改革和推翻4。26社论。
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不是学生诉求的主流。
在和李鹏面对面的谈话中，学生代表的发言，全社会是看到的。所以，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共完全有可能在和平的条件下，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接受学生和人民的要求。
可惜的是，它选择了对抗。六四过后，再没有人敢过问官家腐败的事，中国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能怪学生吗？
******************************************************
天安门广场上，常听到的两首歌：<国际歌>和<血染的风采>。CBS采访的记者，说不能想像唱<国际歌>的青年，会反对共产党。
是的，他们真的不反GCD。同样，唱<血染风采>的青年，不会不爱这个国家。
他们不反共和国。他们被一小撮人利用了？太低估了他们的才智，也否定了他们的理想。
子弹和坦克却夺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我们还在为讨好沾满鲜血的人，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学生幼稚，会犯错误，我们谁不会？
但错误只是错误，镇压是犯罪，两者不能等同。最终会能看到希望的那一天。
六。四二十年了，第一次写纪念文章。不是不能为，是不想为。
二十年前的四月，刚刚从美国移民到加拿大(大概是出国学生中最早的一批)，还没来得及把家安定下来，就赶上了胡耀邦逝世，和后来的学运。天天看电视，看CNN和CBS(我喜欢 Dan Rather)，一直看到六。四。
和国内的同学没少打电话，尽管那时的电话费死贵。五一七大游行后，收到三个在部里工作的同学同天打来的电话，他们从来没这么兴奋过：百万人支持学生，中国有希望，GCD会改正错误。六四后，又收到其中一个的电话，说要托当海员的同学给我带些东西，希望我妥善保存。
以后，我天天等待着。直到一天，一个同学从温哥华港口打电话找我，才收到了所托的物品。回家打开一看，是四盒彩色幻灯片，总共146张，从五一七到那天晚上。看过后，激动不已，这是当事人留给历史的真实记录。我把它们珍藏在避光密封的铁盒里，一直到今天。
不想写东西的原因是，对学运的评价，随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渐渐地批评多于肯定，先是在国内，满满移到海外。特别是那几个学运领袖在海外表现出人本性中龌浊的一些侧面，和中国日益成为能说“不”字的强国，人们更倾向于学运不是好事，和不镇压，就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的认知。好像罪恶地杀死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是不得已的行为，是为中国今天的繁荣(真是高瞻远瞩)；而绝食请愿的学生，倒是在黑手操纵下引起动乱的罪魁。
说实在的，六四后，听到李鹏和北京那个书记对学运发出的指责，我并不吃惊：他们不这样宣传，活不下去。但二十年来，这种指责越来越多地从当年的参加者口里说出，而且口径一致地质疑当时的学生，才真让我感到悲哀。
这两天，又看了一遍那些幻灯片，真可惜了那些年轻的时光和生命！
**********************************************************
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很多单位的领导和民众，明知说过一些批评GCD话的人，是无恶意的，是真心向党交心。当上级指标下来时，不得已定了很多人为右派；有的人甚至是在去厕所时，被大家“推举”的，因为谁也不想当面把个清白的人指责为右派。
当时大家都明白太多的右派是冤枉的；但正在运动风头上，先委屈一下，也是为党好，为国家好，为个人好。“母亲决不会冤枉自己的孩子”，感人至深。
但到了1966年的时候，当年的右派，有哪个是被冤枉的？经过十年的政治运动和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人们纷纷与被“错划”的右派划清界限，直把右派推进和地富反坏为伍的黑五类中，狠批狠斗。再到为他们平反，承认是错划，又经历了苦难的十二年！
这就是政治宣传的巨大作用，人们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自己当年的良知！过去是为帝修反的包围和革命化，现在是为中国的强盛，对错和曲直，都是可以任由摆布的。
**********************************************************
一个朋友说，我以前很认同学生运动，痛恨镇压。但了解到那几个领袖的真相后，感到恶心，也改变了对六四的看法。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我听到过不止一次，一人。
在广场上上万的学生和北京上百万的市民，工人，干部，都是为了那几个学生领袖而绝食的？而参加五一七大游行的？再问问自己，当时是怀着什么心境参加学运的。
这好像是说，我看到了汪精卫当汉。奸的丑态，就改变了我对他刺杀摄政王的尊敬，以至失去了对辛亥革命前期活动的认可。说这样话，不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可同样的逻辑，却是指责学运的借口。
**************************************************************
赵紫阳在搞政治投机，利用学生运动分裂党，有这样的指责。学生开始时，是涉及到了赵的两个儿子官倒，但同时也涉及了邓大人和王震的儿子，甚至有一个长长的父子关系对照官倒名单，几乎涵盖了中央的所有大老和新贵。
显然，矛头不是对准赵一个人的，说赵为两个儿子着急上火，去投机，是不成立的。赵当时是党的总书记，是军委的副主席。他只要不公开顶撞邓大人，他就是中国名符其实的第一把手。他用得着投机吗？就是投机，也要投太上皇所好才对！唯一能动摇他地位的，是邓对他的反感，或惹火烧身。能从小县委书记一路爬上来的他，还不懂这个？再不懂，看看前任胡耀邦就是了。赵投机，利用学生，为那般呢？
*********************************************************
赵在5月17日的邓家御前会议上，讲过为什么要对戈尔巴乔夫当众讲邓小平是我党的最高决策人的原因，也表示如果伤害了小平同志，他道歉。这个谈话，中央文件和各类书籍都提及过。批评赵的人，不妨先想想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
邓完全可以保留总书记或主席的地位，假如中国的改革少不了他掌舵。表面上退下，却执掌着说一不二的大权，只会带来混乱和灾难。如果批评赵分裂中共，分裂实际是从这个决定开始的。
对邓大人，我自己一直是感激和尊敬的。从个人得失看，没有他的政策，我家境不会改变，我不能上大学，不能出国。从国家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迅速发展，是在他领导下实现的。他对中国人民是立下功的，所以他也无愧地自称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但他确实在毛泽东之后，又一次迫坏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又一次成为“太上皇”。(他最后认识到这个错误，自我解除了权力，停止了终身制，是值得赞扬的。)他的醒悟来的晚了些，六。四就是他和他的同事破坏中共制度的直接恶果。赵有责任，但不是起决定作用的。
*******************************************************
六。四镇压，造成了中共政治改革的大退步，使和平进行社会变革和GCD的自身净化，都无法进行；使民众，尤其是官吏干部的道德观扭曲。不想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都知道，现在是中共建政以来最腐败时期，而且还有越加严重的发展。
批评学运的人，说这是学生过早追求“民主”的结果，说中国社会还未成熟到实行民主的阶段。实在是本末倒置。学生的要求，直到戒严之前，还只是反官倒，反腐败，推动政治改革和推翻4。26社论。
追求西方式的民主，不是学生诉求的主流。
在和李鹏面对面的谈话中，学生代表的发言，全社会是看到的。所以，才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共完全有可能在和平的条件下，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前提下，接受学生和人民的要求。
可惜的是，它选择了对抗。六四过后，再没有人敢过问官家腐败的事，中国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能怪学生吗？
******************************************************
天安门广场上，常听到的两首歌：<国际歌>和<血染的风采>。CBS采访的记者，说不能想像唱<国际歌>的青年，会反对共产党。
是的，他们真的不反GCD。同样，唱<血染风采>的青年，不会不爱这个国家。
他们不反共和国。他们被一小撮人利用了？太低估了他们的才智，也否定了他们的理想。
子弹和坦克却夺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我们还在为讨好沾满鲜血的人，说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学生幼稚，会犯错误，我们谁不会？
但错误只是错误，镇压是犯罪，两者不能等同。最终会能看到希望的那一天。
一九八九年 (旧文)
2008-10-11
前些天在网上，因被冤枉而失去了二十四小时的话语权，然后又受到文革式的批斗。博客开张之后，还有ID闯进来，要枪毙我和几个持不同意见的ID。因此这些天总在想，难道文革真的会再来？
下面给大家讲讲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亲身经历的一些小事，是否能以小见大，请大家讨论。
先来看看当年包括我在内的老百姓。
那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七月中旬放假之前，教研室政治学习，要求大家讨论对学潮的看法。我当时慷慨激昂地发言，对戒严令之后依然混乱的北京我觉得难以置信，对学生和市民的行为我又表示理解，我以为政府应该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等等。正说得来劲呢，教研室组长打断我说，该休息了，二十分钟后继续。当时我觉得他有点莫明其妙，事后才意识到，他其实是在保护我。
九月份回校开学，教研室政治学习时的气氛与七月可大不相同了。组长让最年轻的一位教师念报纸，然后大家讨论。记得只有两位老党员教师发了言，说她们不愿看到文革式的混乱重演，所以理解政府的极端行动。她们说完后，剩下的十来位，一声不吭。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十来分钟，像几年那么长，然后就散会了。我估计当时全国大多数的高校教师都是这样用沉默来抗争的。附和政府的是少数，敢于直言的更是极少数。
再来谈谈基层领导。
五月十八日，我们学校的青年教师拉了一支队伍去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呼吁政府早日和学生对话。我不是组织者，参与而已。戒严令之后，我系九名上过街的教师名单被报到了校党委。据说只有我们系上报了，因为我们的总支副书记H是个十足的党棍式的人物，打报告是他的拿手好戏。在后来的所谓“平暴”运动中，他成了“英雄”。
幸运的是，H不是正书记。正书记C是个老干部。资格很老，个性耿直，好多年就一直是系里的总支书记。系教师大会上，C书记要所有参加游行的教师私下找他谈话，任何时候都行。我那天偏偏溜回了老家去了。等我返校，立刻有同事通气，我当晚就去了C书记家。他一见我，眉开眼笑，不停地说话，大意是，他知道，年轻人，热情高，爱国心切；来了就好，不用写什么检讨，不要背包袱，等等。他根本就没有让我说话的意思，我嗯了几声，就告辞了。我估计，学校是要求我们写检讨的，但他把我们九个全保下来了。
后来C书记还专门和系里的青年教师开了一个会，大谈反右和文革期间，他所见的因为“不小心说错话”的人所遭的厄运。他告诫我们，要小心说话做事，不要冲动，政治是险恶的。虽然他的话，和我所相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合拍，但我知道，他是真心爱护年轻人的。可我们国家的政治，什么时候才能不惩罚那些“不小心说错话”的人呢？
再说那位H副书记，我出国后，听说他被调到了教材科，不再有权力管理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问题”，我深为学校感到庆幸。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特此记录一下。学潮前，学校正分房子。按照原来的打分规则，教师和教工一块儿评分。够资格分房的教师大多是七七，七八级，上大学前有工龄的，他们分挺高，能分到较好的楼层和单元。学潮后，学校突然改变规则，两栋房子，教师教工各一栋，分别打分。这样一来，青年教师可吃了大亏！别提什么好的楼层和单元，有些原先有份的，都没房子了。要知道，学校的教工，大多都是老职工的后代，和学校的掌权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趁着学潮后学校乌云满天，掌权人居然玩这样的低级把戏，青年教师们表面上平静的吞下了这苦果，只是私下里抱怨说，我们又成了臭老九了。行动上，很多都忙着出国，或调动到特区去，溜之大吉。正所谓，民主国家，百姓用手投票；专制国家，百姓用脚投票。不幸中的万幸，改革开放之后，大家有了开溜的机会。
最后来评评高层领导和政策制订者。
五月二十日的戒严令中，李鹏强调了不会“秋后算帐”，他做到了吗？如果戒严令颁布之后，学生，市民全部撤离，情况会是如何？这个问题，不是我这篇小文能回答得了的。在我后来的出国申请中，“五月十八日参加游行”是政审评语中的一条，一直带到公安局，但没有人因此而为难我。
学潮后的几年里，国内的政治气氛可以说是“诡异”的，高校更是敏感。那时，教育部出台了一套新的出国政策，硕士毕业，要服务五年，如果有海外关系的，可以交钱走人。那个可笑的政策好像没实行多久，不过我正好赶上，因此而推迟了一年出国。不知这算不算“秋后算帐”。
我平时不怎么注意高层领导的讲话，只是那时申请出国，有时会翻翻报纸。记得九零年，不知是一个什么场合，李瑞环说，对介入学潮的人，除了极少数的，都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扩大打击面，揪住人不放，走向极左。不知他这些话，救了多少人。当时的我，真是特别感激他。后来看他那么潇洒地退出政坛，更加认定他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赵紫阳因学潮而下台，他的罪名是分裂党。比刘少奇的罪名要好听些，下台后的待遇更是好得多了。从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到今天的江泽民，应该看到，高层的政治斗争，已经文明多了，这，应该是进步吧。
说了这么多，再回头看看，文革会再来吗？我以为不会，因为人民不再像从前那样盲从，也不再会把领袖当作神来崇拜。今日的中国，面临全球可能的经济衰退，如果没有能力尽快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缓解贫富差别，那等待着中国的恐怕就不是文革，而是更为糟糕的“武革”了，那将是全球中华儿女的灾难。
几天前，泉水同学问我，如果政府作恶，我掉头走开，我对政府的行为是不是纵容？我说，是的。
回到八九年，有一个我头一年教过的学生，应该七月毕业，但因为学潮期间，去了北京，所以被延迟毕业。九月之后好久，我还看见他在办公室。我只是他的大课老师，他没问过问题，所以没同他说过话，但我知道他的名字，改过他的作业本。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对他的遭遇，我选择了沉默。不仅没在系领导那为他说话，也没有在他那么困难的时候，私下对他表示一点同情和安慰。这么多年来，常能想起他坐在办公室的样子，心里总有那么一丝愧疚。
学潮之后，我选择了出国，然后又放弃了中国国籍。对我祖国的人民，我心中有愧吗？我不知道。我还在思考中。
前些天在网上，因被冤枉而失去了二十四小时的话语权，然后又受到文革式的批斗。博客开张之后，还有ID闯进来，要枪毙我和几个持不同意见的ID。因此这些天总在想，难道文革真的会再来？
下面给大家讲讲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亲身经历的一些小事，是否能以小见大，请大家讨论。
先来看看当年包括我在内的老百姓。
那年我在一所大学教书。七月中旬放假之前，教研室政治学习，要求大家讨论对学潮的看法。我当时慷慨激昂地发言，对戒严令之后依然混乱的北京我觉得难以置信，对学生和市民的行为我又表示理解，我以为政府应该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等等。正说得来劲呢，教研室组长打断我说，该休息了，二十分钟后继续。当时我觉得他有点莫明其妙，事后才意识到，他其实是在保护我。
九月份回校开学，教研室政治学习时的气氛与七月可大不相同了。组长让最年轻的一位教师念报纸，然后大家讨论。记得只有两位老党员教师发了言，说她们不愿看到文革式的混乱重演，所以理解政府的极端行动。她们说完后，剩下的十来位，一声不吭。真是死一般的寂静。十来分钟，像几年那么长，然后就散会了。我估计当时全国大多数的高校教师都是这样用沉默来抗争的。附和政府的是少数，敢于直言的更是极少数。
再来谈谈基层领导。
五月十八日，我们学校的青年教师拉了一支队伍去游行，声援北京的学生，呼吁政府早日和学生对话。我不是组织者，参与而已。戒严令之后，我系九名上过街的教师名单被报到了校党委。据说只有我们系上报了，因为我们的总支副书记H是个十足的党棍式的人物，打报告是他的拿手好戏。在后来的所谓“平暴”运动中，他成了“英雄”。
幸运的是，H不是正书记。正书记C是个老干部。资格很老，个性耿直，好多年就一直是系里的总支书记。系教师大会上，C书记要所有参加游行的教师私下找他谈话，任何时候都行。我那天偏偏溜回了老家去了。等我返校，立刻有同事通气，我当晚就去了C书记家。他一见我，眉开眼笑，不停地说话，大意是，他知道，年轻人，热情高，爱国心切；来了就好，不用写什么检讨，不要背包袱，等等。他根本就没有让我说话的意思，我嗯了几声，就告辞了。我估计，学校是要求我们写检讨的，但他把我们九个全保下来了。
后来C书记还专门和系里的青年教师开了一个会，大谈反右和文革期间，他所见的因为“不小心说错话”的人所遭的厄运。他告诫我们，要小心说话做事，不要冲动，政治是险恶的。虽然他的话，和我所相信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合拍，但我知道，他是真心爱护年轻人的。可我们国家的政治，什么时候才能不惩罚那些“不小心说错话”的人呢？
再说那位H副书记，我出国后，听说他被调到了教材科，不再有权力管理教师和学生的“思想问题”，我深为学校感到庆幸。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特此记录一下。学潮前，学校正分房子。按照原来的打分规则，教师和教工一块儿评分。够资格分房的教师大多是七七，七八级，上大学前有工龄的，他们分挺高，能分到较好的楼层和单元。学潮后，学校突然改变规则，两栋房子，教师教工各一栋，分别打分。这样一来，青年教师可吃了大亏！别提什么好的楼层和单元，有些原先有份的，都没房子了。要知道，学校的教工，大多都是老职工的后代，和学校的掌权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趁着学潮后学校乌云满天，掌权人居然玩这样的低级把戏，青年教师们表面上平静的吞下了这苦果，只是私下里抱怨说，我们又成了臭老九了。行动上，很多都忙着出国，或调动到特区去，溜之大吉。正所谓，民主国家，百姓用手投票；专制国家，百姓用脚投票。不幸中的万幸，改革开放之后，大家有了开溜的机会。
最后来评评高层领导和政策制订者。
五月二十日的戒严令中，李鹏强调了不会“秋后算帐”，他做到了吗？如果戒严令颁布之后，学生，市民全部撤离，情况会是如何？这个问题，不是我这篇小文能回答得了的。在我后来的出国申请中，“五月十八日参加游行”是政审评语中的一条，一直带到公安局，但没有人因此而为难我。
学潮后的几年里，国内的政治气氛可以说是“诡异”的，高校更是敏感。那时，教育部出台了一套新的出国政策，硕士毕业，要服务五年，如果有海外关系的，可以交钱走人。那个可笑的政策好像没实行多久，不过我正好赶上，因此而推迟了一年出国。不知这算不算“秋后算帐”。
我平时不怎么注意高层领导的讲话，只是那时申请出国，有时会翻翻报纸。记得九零年，不知是一个什么场合，李瑞环说，对介入学潮的人，除了极少数的，都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扩大打击面，揪住人不放，走向极左。不知他这些话，救了多少人。当时的我，真是特别感激他。后来看他那么潇洒地退出政坛，更加认定他是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赵紫阳因学潮而下台，他的罪名是分裂党。比刘少奇的罪名要好听些，下台后的待遇更是好得多了。从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到今天的江泽民，应该看到，高层的政治斗争，已经文明多了，这，应该是进步吧。
说了这么多，再回头看看，文革会再来吗？我以为不会，因为人民不再像从前那样盲从，也不再会把领袖当作神来崇拜。今日的中国，面临全球可能的经济衰退，如果没有能力尽快进行政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缓解贫富差别，那等待着中国的恐怕就不是文革，而是更为糟糕的“武革”了，那将是全球中华儿女的灾难。
几天前，泉水同学问我，如果政府作恶，我掉头走开，我对政府的行为是不是纵容？我说，是的。
回到八九年，有一个我头一年教过的学生，应该七月毕业，但因为学潮期间，去了北京，所以被延迟毕业。九月之后好久，我还看见他在办公室。我只是他的大课老师，他没问过问题，所以没同他说过话，但我知道他的名字，改过他的作业本。为了不给自己惹麻烦，对他的遭遇，我选择了沉默。不仅没在系领导那为他说话，也没有在他那么困难的时候，私下对他表示一点同情和安慰。这么多年来，常能想起他坐在办公室的样子，心里总有那么一丝愧疚。
学潮之后，我选择了出国，然后又放弃了中国国籍。对我祖国的人民，我心中有愧吗？我不知道。我还在思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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